作者简介：张帅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民国史学是指自1912年1月至1949年10月间的中国历史学。《民国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以下简称《民国史学》）一书由周文玖教授及其已经毕业的四名学生共同完成。该书50余万字，由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周文玖教授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多年，系统地呈现民国时期史学的面貌，给人们提供一个整体的、全景式而不乏史学家活动的知识体系，是他长期努力的一个目标。从以此课题申请的重大项目至该书的出版，历时十多年，在此期间，团队成员长期在民国史学研究上耕耘，为该书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

《民国史学》一书由7个章节组成，分别论述了民国史学的概貌，民国时期的史学流派，民国时期高等学校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与当时重要研究机构和历史学会，民国时期中国史料整理及通史、断代史、专史的撰述，民国时期的世界史研究，历史学重大问题的研究和争鸣以及该时期中外史学交流等问题。此外还提供了“民国时期史学家小传”作为进一步了解民国史学的资料。具体而言，该书有以下特点。

一、开辟民国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虽然以“近代史学”或“20世纪前半期”等为题的史学史著作为数不少，但是一直以来，学界很少专门以“民国史学”为对象来叙述和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史学。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民国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和价值。谢保成的《民国史学论稿》一书，则是编纂“民国史学史”的先行者。不过，总体而言，民国史学或民国时期史学，是一个新的研究命题。史学作为一种学术的组成部分，也离不开时代的背景和社会的氛围，与政府文化政策、教育政策、经济支持等密切相关。比如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研究机构、专业性报刊出版等，都是在民国这个社会机制之下运行的。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对史学的思潮、趋势、格局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有必要把民国史学当作一个整体，探讨史学的发展运行机制，这是真正把历史学回归到它的时代、它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认识。同时，民国史学也构成了中华民国史的一部分。历史学和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自然科学等学科一样，是民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史学和社会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也是民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民国史学，诞生于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余波之中。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尽管史学对此做了一定的反应，但是仍然无法达到“救亡”之所需，因此，当时以梁启超为首的学人号召“史界革命”，以彻底改造中国史学。清末民初的史学，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这同当时社会上对于革命的需求是一致的，并且史学对于革命思潮的传播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民国史学从诞生起就具有求新、求变的浓厚色彩。

该书认为，民国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到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这个时期史学的主要特征是多种史观的传入，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建立。这个时期，发生了对于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观念广泛传播，成为新一批史学界学人所追求的目标。“五四”前后，一方面，新历史考据学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海外留学生群体带来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著作，促进中外史学的交流，李大钊等推动了唯物史观的传播，强调唯物史观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新旧中西史学交织，构成这个时期史学的主要特征。第二个阶段：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个时期，史学界发生了一次关于社会史的大论战。在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起来。20世纪30年代史学理论特别活跃，出现了一批讨论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论著。第三个阶段：从1937年7月到1949年10月。这个时期史学的一个大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史学在战争的背景下仍然得到发展；在战争的背景下，这个时期史学也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诉求。马克思主义史学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史家，代表了史学的新发展方向。 民国史学同近代史学或20世纪前半期的史学都有不同。自史学史学科形成和发展以来，近代史学史都是单独作为中国史学史之下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的。吴泽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该书只写到了1919年，对1919年之后的史学，则并没有成书。另外，学界关于近代史学史有着不同的分期，一般而言，学界多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代史学与现代史学的分界，这样做虽然符合史学自身的发展状况，但是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民国初年的史学，在这种叙述框架之下，往往容易被忽视，而在民国史学的视角下，则可以补充这一不足。再如，民国政府在史学学科的建置和发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其中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民国史学的研究来解决。当然，民国史学和近现代史学也有联系，民国史学本身也是近现代史学的一个阶段，是中国现代史学产生发展的重要时期。把握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对于更好地理解民国史学有很好的帮助。

民国史学研究领域的开辟，除可以补充近现代史学研究的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这种视角包含了将史学置于社会之中的方法，因而可以从中华民国史的视角下来理解史学的发展，比如，学科建置、史学与高等教育的发展、研究机构等，便与民国社会的体制有密切关系。总而言之，《民国史学》一书对于民国时期史学研究领域的开辟，具有引领作用。

二、呈现民国时期史学的丰富内容

民国时期，史学走上专业化、学科化的发展道路，史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在很多高等学校中都设置了相关的院系和研究机构，著名的学者也在大学中招生，培养出一批批历史学的从业者。随着现代出版机制的形成，史学文章、书籍得以快速出版并传播，因此，民国史学要比以往史学更为丰富和繁荣。要呈现这样丰富的史学内容，对于研究者也是一个挑战。《民国史学》一书在对内容的处理上也有值得赞赏之处。

1.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一书中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这也成为学术史撰述所要追求的目标。民国史学观点纷纭，流派众多，期刊、书籍、文章数不胜数，不同流派之间甚至经常形成论战，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民国史学书写难度。因此，我们就更需要梳理民国史学发展的各种线索。这也是本书具有特色的地方。

在“辨章学术”方面，本书的专题划分旨在梳理研究民国史学的不同方面。首先，学派是民国史学的一个特色。学派，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学派代表了历史研究的主体。对学派的研究，近年来学界多有成果。《民国史学》一书将该时期史学划分了若干个派别，分别是国粹派、古史辨派、考古派、史料派、食货派、南高派、学衡派、战国策派、生物史观派、现代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等。这些学派，有些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有些是以往讨论比较少的。《民国史学》一书对这些学派的形成、思想主张、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做了叙述，比较全面地概述了各个学派的典型特征，对于读者来说，有助于一窥民国时期纷繁复杂的学派热潮。另外，从不同机构、不同分支学科角度梳理史学研究的内容，是史学学术的视角和方法。这是因为，自民国史学分科之后，学者多集中于某一研究领域，按照传统粗线条的分期方法无法满足呈现各个领域成就的需要，所以，本书采取了更符合当时史学实际情况的做法，以期达到“辨章学术”的目标。

“考镜源流”是《民国史学》一书的另一个目标。作者在设立研究目标时指出：“将民国时期史学发展的脉络清晰地梳理出来，划分其发展的阶段性，概括每个阶段的特点。写出每个阶段发挥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的学术贡献；注重考察民国史学现象与其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阐发民国史学与社会的交互作用，民国史学对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在每个章节、子目的叙述中，作者都尽量做到追溯其原委，或以时间为序，或以学术的内在逻辑为序，勾勒出民国时期史学某一方面的发展历程。民国史学上承清代史学，下启新中国史学，处于新旧的交替时期，因而，在这一源流的背后，反映的是史学的转型和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2.内容丰富，结构创新

“文简而事丰”，是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民国史学》以50余万字的体量，7章的篇幅，叙述民国时期的史学全景，多个专题视角互相补充，使其内容大大扩充。本书既有宏观的概括，也有中观的叙述，还有大量细节的呈现——这可以用“文简而事丰”来概括其特征。比如，民国时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物等新史料的发现，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这些事迹以往在史学史的教材中涉及较少，或者虽有提及而细节缺乏，从而使史学史与史料学的知识相对割裂。本书将这些内容纳入了史学史的知识体系之中，并且对这些史料发现的来龙去脉和丰富细节进行叙述，使读者对之有更详细的了解。

《民国史学》一书突破了传统近代史学史的叙述模式，在结构上多有创新。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一般采用按照时段分期来叙述的模式，主要关注著名史家（如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等）的史学成就，这种叙述模式的优点是在历时性上比较清晰，但是在共时性上却有所不足。读者虽然可以了解这个时期之中的主要史家、史著和史学论题，但是很多以专门之学见长的史家则容易被忽视。学科、学派、高校、研究机构等方面或主体对于史学的贡献没有被很好地呈现出来。而以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但是对整个时代的史学面貌则难以描摹。总而言之，“专”和“通”之间不太容易做到平衡。与以往不同，该书以专题视角切入，着重论述学派、学科、学术、机构、中外史学交流等内容，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结合上做出探索。

如果从传统历史编纂学的视角来看，本书的主体部分以专题切入，借鉴了中国传统典志体史书的结构，对于史家，则以“小传”的方式，附于书后（共计150名），以避免“见森林而不见树木”的问题。这体现了本书作者融合章节体、典志体、纪传体的尝试，探索民国史学史编纂的新方法。这种做法具有启发意义。

3.叙述翔实，知识更新

20世纪末，学界对于百年学术史的回顾和研究兴起，在此学术趋势之下，二十多年来，对20世纪的史学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一部叙述翔实、反映学界研究趋势的著作，作为学习和认识近代史学史的参考。《民国史学》就是一部有着这样价值的著作。本书中所论述的若干问题，都是近年来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另外，对于20世纪前半期的史学，不同年代史学研究程度并不均衡，总的来说，前三十年的史学研究成果比较多，尤其是围绕梁启超的《新史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史学及古史辨派等问题，相关的研究数不胜数，但是对三四十年代的史学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很多具体的问题还需要更为细致地研究。本书虽以“民国史学”为考察视角，但是着重反映了三四十年代的史家、史著和史学，展现了“五四”之后数十年间史学发展的趋势、脉络。进一步发掘三四十年代的史学成果，重新评价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是今后研究需要关注的方向。

《民国史学》一书对于每一学术问题的叙述颇为翔实。以该书对国别史的叙述为例。民国时期，中国的美国史、英国史、日本史、法国史、俄国史以及拉丁美洲史、欧洲区域史、专题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基于此，本书第五章分别叙述了民国时期的美国史、英国史、拉丁美洲史、日本史、俄国史研究，讨论了各国别史领域的学人、成就、特点，分析相关研究的原因。对于丰富的译作和专著，采用图表的形式予以呈现。因此，本书不仅可以看作民国史学的概述之作，也可以看作一部翔实的资料性著作。

每一部史学作品都承担着传递历史知识的作用，从这个评价维度来看，《民国史学》一书的知识价值是比较高的，它提供了民国史学的翔实的知识，更新了目前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中的知识体系，是学习民国史学的必读之作，也是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重要读本，更进一步讲，不仅对于史学史专业的读者，对于中国史、世界史、专门史的读者，也具有阅读的价值。

三、探究中国现代史学“三大体系”的发展历程

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构成中国史学的“三大体系”。如何构建历史学的“三大体系”，是当前历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通过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历史的回顾，有助于认识史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渊源。正如本书题目所指出的那样，民国史学大部分时间处于现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本书各章节的设置，遵循着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结构，呈现民国史学的整体图景，这体现了本书作者在新的视角下探索民国史学编纂方法的实践。

1.关于现代史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史学学术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新史学”思潮和“五四”爱国主义思潮构成中国现代史学发端的思想基础。“五四”以后，在时代的脉搏之下，数代学人活跃于史坛，他们著书立说，培养学生，着力追求史学的“科学化”，推动史学向现代学科体制转型。

学术体系，与史学流派、学术师承、人才培养、学会组织、史学交流等都有关联。学派基于共同的学术旨趣开展学术研究，也是民国学术的一个特色；学术师承是学术体系形成的纽带；中外史学交流为学术体系发展带来活力。高等院校是史学专业化以来历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也是培养史学人才的基本途径，因此，高校史学系的教研、教学和人才培养，同史学的学术体系形成有直接关系。以北京大学为例，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同朱希祖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两次担任系主任的若干年里，对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实行改革，既注重学生基本知识的掌握，又注意学生的专业研究训练。“经过朱希祖的改革，北京大学的史学系建立了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对国内其他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与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予以重视。这在多个章节中均有体现。比如第二章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个学派进行论述，第三章探讨了重庆及延安中共领导的历史学团体和研究机构的历史研究和通俗史学传播的成绩，第七章探讨了中苏（俄）史学的交流，重点关注了苏联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影响。其他各章不再一一举例。总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方方面面的影响，代表了民国后期史学发展的趋势。

2.关于中国史、世界史、专门史的学科体系建置

学科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近代新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分科化，梁启超、钱穆都曾提出对于历史研究专门史的不同分科方式。20世纪30年代后，各专门史的论著增多，逐渐形成一定的学科领域。如果参考今天的历史学三个一级学科的分类方法，也可以将当时史学界划分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学科。在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中，对于中国史的研究比较充分，对于世界史、考古学的研究则不如中国史研究那么充分。《民国史学》一书第四章为“民国时期中国史料整理及通史、断代史、专史撰述”，所讨论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史领域的史学学术史。第五章为“民国时期的世界史研究”，讨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这两章是在学科体系视野下考察民国现代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以第四章第四节“断代史的撰写及成就”为例，该节分述了从先秦史到近代史各个断代研究的简明学科史。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各断代史学科的主要成就。尽管篇幅有限，但重要史家、史著都有涉及。研讨中国史、世界史、专门史的学科建置和发展历程，是当代史学自身反思的途径，对当代历史学科的创新和发展具有启示意义。不过，遗憾的是，考古学的学科史还没有被纳入史学史的知识框架中来，这是可以补充的地方。

3.关于史学重大话语问题的渊源

历史学话语体系问题，则要比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这是现阶段需要投入更多力量的地方。进行话语体系的建设，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求凸显中国史学的主体地位，要求体现学术的继承性，这就需要在回顾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创新。基于此，本书可以为自觉地发展史学理论和检验史学理论提供原材料。

《民国史学》一书第六章论述民国时期历史学重大问题的研究和争鸣，与话语问题密切相关，该章主要围绕东西方文化论争、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理论论争、民族问题论争三个重大问题展开。每个重大论题之下又包含若干具体问题。尤其是后两个论题，同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史学界“五朵金花”为中心的史学论题有密切关系，是其史学史渊源。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话语的变迁，不可不追溯其在民国时期的这些盘根错节的理论源流。因此，本章在书中有着特殊的价值。

构建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离不开同国际史学的对话，因此，本书第七章主要论述民国时期中外史学交流。鸦片战争之后，中外史学的交流从非常微弱的状态逐渐变得越来越频繁。此时中外史学交流的特征有：地区的增多，中国同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苏联等都有学术的交流；途径多样，既有中国的留学生群体，也有来华讲学的外国知名学者，教会办的大学也成为史学交流的场所；翻译和引介繁荣，何炳松等在当时史学翻译上做出了很大贡献，一些期刊上也登载有国际史学的信息……民国时期中外史学之间交流之密切，令人瞩目，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外史学交流是现代史学转型的重要动力。中外史学交流是为了关注国际学界趋势，借鉴外国史学的先进经验，引进和提出新的概念、理论、视角，这有助于保持学术的活力和创新性，从而推动中国史学走向国际，引领世界史学的潮流。

总之，《民国史学》一书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领域的重要建树，它开辟的民国史学的领域值得学界关注，书中所述问题，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前沿性，其中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撰写一部系统的民国史学的著作，是作者长期努力的一个目标。现在看来，该书实现了这个目标，不但比较好地呈现了民国史学的全貌，而且细节内容丰富，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学习中国现代史学史来说，此为必读之作。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4年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