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雯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梁启超对史学史研究对象的认识和实践，对一段时期内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史部目录学或史籍提要”倾向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其实并非他的史学史理念的原本意图。他将“史学史”划分于“学术思想史”下的学科谱系，对史学史采用了横剖式断代、纵断式分类的不同分期方法，以史家、史著内容、史著体裁、史学事件、史官制度、史学思潮等为史学史研究内容，并且从中探讨史学理论问题。他的史学史分期思想与史学史论述方法与他阶段性的治史转向密切相关，史学史研究也是他治史理念的旁证之一。他具有的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意识，不仅是为了改革传统史学的需要，也有以近代历史思维理解中外史学之异同的目的，具有“世界史学史”的取向。他的倡议与研究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持续影响，具有跨时代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史学史观念；史学史分期

梁启超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的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20世纪初，他立下研究整理中国史学“浩如烟海之资料”之志。1921年他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国历史研究法》，梳理“过去中国之史学界”；1926—1927年他在清华学校的讲演汇编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以下简称《补编》）一书，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的做法。因此，在对史学史学科的回顾中，几乎都肯定了梁启超的奠基性意义。但专对梁启超的史学史观念及实践做考察与梳理者尚少，现有成果的研究多集中于“史学史的做法”一节，梁启超其它的史学史研究实践较少得到关注，对其研究观念与方法的分析也仍有深入空间。从史学史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来看，在梁启超明确提出的史学史框架以外，他在研究实践中蕴藏的学术理念也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起了深远影响。因此对梁启超的史学史研究实践的梳理，对其学科观念、学科定位、设想的考察与分析，有利于理解在梁启超理念指导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也有助于人们思考当今史学史学科的走向，回应时代任务。

一、梁启超论史学史学科概念与研究对象

关于“史”的概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就提出：“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而后专章论述其对象、意义、范围和目的，从这番论述来看，他讨论的其实是编写的历史。在“史之改造”一章，他提到“史”的范围：

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从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今之旧史，实以年代记及人物传之两种原素糅合而成。然衡以严格的理论，则此两种者实应别为两小专科，曰“年代学”、曰“人谱学”，即“人名辞典学”，而皆可谓在史学范围以外。

基于此，梁启超所认为的史学，不应当再据“硕大无朋之领土”，以致漫无边际导致“逐渐瓦解而无复余”“无独立成一科学之资格”，而应当“在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发明“吾国民继续努力之结果，其活动状态之表示”。这部分论述表明，他在这里所讨论的“史学”与开篇讨论的“史”在概念范畴是一致的。

在此前撰写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提出“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也就是记载的历史，但对现在而言，这些“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应当“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由此可知，以上不论是使用“史”还是“史学”，梁启超的概念讨论中都不含有“客观存在的历史”的概念，而是“单纯记载历史”和“积极探究历史”两种含义，后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前者史家”之本分还是“近世史家”的追求。

但这并不意味着梁启超将“史”与“史学”的概念混为一谈。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明确提出：“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换言之，在他的概念中，“史”与“史学”有着“记载的史著”和“批评史著的‘历史研究法’”（即史学理论）之分。

梁启超认为史学史的做法是：“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这个研究框架并不以史著文献的整理作为重点，但其提示的史学史理念和奠定的史学史范式却被后世学者视为“浓厚的史部目录学或史籍提要倾向”，被评价为“重心尤集中在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方面”。可见，在梁启超理念支持下的史学史研究范式与其提出的史学史框架是存在一定距离的，而这与他没有明确讨论“史学史”概念与定义，而以史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实践相关。

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第一节为“中国之旧史学”，其本意是清算传统史学，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做法，然而这也可以算作一个史学史性质的回顾。他做出对史书体裁的分类整理，将“史学”总分为十种：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论、附庸。次目再划分为“通体”“别体”（断代体）等二十二类。以此来对传统史学之为帝王不为国民、为英雄而不为群体、贵古贱今、琐碎无要的缺点进行批判。批判锋芒集中在史著上，包括史著的体裁、内容、形式等。尽管该部分论述并非以“史学史”为对象，而且他此时也尚无成熟的“史学史”学科构想，但仍然可以看到他对“史学史”主要研究对象是史著的下意识认定。这样的意识事实上对后来他提出史学史的指导理念和实践产生了深层影响。

《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作为梁启超史学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史书体裁切入的，阐述载史方式从口口相传、诗歌载史，到编年体、“书”（“志”“记”）、备忘、官书、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新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政书等史书体裁发展历程。后将《隋书·经籍志》《史通·杂述篇》的体裁分类，归纳为“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制成局部的史籍者”两种，随即论述注释考证、史评体。最后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黄宗羲《明儒学案》、赵翼《廿二史札记》的创作之功，以及表志、史文考证、方志重修等在清代的发达。这里仍然可以看出他是将史著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补编》的“史学史的做法”是梁启超提出的直接且较为成熟的史学史学科构想，同时也在此提出了对后世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史学史框架的观点，但他首先将传统四部分类法中的“史部”书籍作为主要对象，在证明中国史学“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最主要的理由是中国的书籍中实际上可归于史部的书占据“至少十之七八”。正是基于该理由，他提出“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

在授《补编》的同时期，梁启超也编成了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讲义，他在“清初史学之建设”一节中，明确提到“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因此，尽管梁启超以“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来勾勒中国史学史学科，但文献学的色彩仍然成为在梁启超理念影响下的学科基调。

二、梁启超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实践

在《补编》中，梁启超提出专史的划分，其中“史学史”所属的学科谱系为：文物的专史—文化专史—学术思想史—史学史。同时，在该学术谱系中，梁启超将“史学史”与“社会科学史”并列，但说明“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史学史”的学科定位。

尽管梁启超没有写作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但是他将“史学史”作为“学术思想史”的次级，其部分史学史撰述内容的实践，即存在于他所说的“学术思想史”的相关论著中。如梁启超在1902—1904年发表的长篇文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20—1921年连载、192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1923—1925年连载、1926年由上海民志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夹述史学内容：胚胎时代（春秋以前）之史官；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的“孔学”有“记纂一派”，包括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作《国语》；儒学统一时代（两汉）的司马迁为“汉代独一无二之大儒”，其《史记》“为我国开历史之先声”“千古之绝作”“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近世之学术（明亡至清末）的乾嘉考据史学如吴派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以及浙东学派黄宗羲、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清代学术概论》有“经史考证”一节述清代治史学者，如王夫之、黄宗羲、万斯同、顾炎武、赵翼、王鸣盛、钱大昕、洪颐煊、惠栋、梁玉绳、梁章钜、周寿昌、杭世骏等人。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1923年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在清华大学秋季学期讲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讲稿。该书延续《清代学术概论》作为《中国学术史》其中一部的发愿，两书时间范围相近，但材料和组织都不相同。第八讲“清初史学之建设”及第十五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史学、方志学、地理学、传记及谱牒学”实际上是非常详细的清代史学史。第八讲“清初史学之建设”以史家带史著，包括吴炎和潘柽章《明史稿》、万斯同《明史稿》、章学诚《文史通义》、全祖望《宋元学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详叙史家特点及著史经历，兼点评史著。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表”简介马骕、吴伟业两位史学家基本信息并点评其代表作。第十五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史学、方志学、地理学、传记及谱牒学”，以史学事件或史著内容为核心进行划分，盘点整个清代的史学成果。在狭义的“史学”外，其它几门学问也都被梁启超归纳为史学的旁支或分支，如方志学是为“一方之史”，地理学是为“历史的地理学”，族谱家谱是为“一族一家之史”，年谱是为“一人之史”。“史学”部分阐述清代的主流史学，即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的观点为代表的考证史学的旨趣、缘起，归类其内容为：校勘讹舛、考订史实、补其遗阙、整理事实。再分为《明史》编修史及清代史料、上古史研究、旧史补作或改作、补各史表志、旧史之注释及辩证、学术史编著及文学美术戏曲史编著、史学家法研究及结论七部分，进行详细论述、评其得失。“方志学”部分在论述方志体发展史、盘点方志成果、点评清代方志得失之外，详细论述章学诚对方志学的贡献，包括扩大方志概念、创新方志体裁、著述优秀方志作品。“地理学”部分介绍地理学者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梁盼《西陲今略》、陈伦烔《海国闻见录》、刘继庄《广阳杂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后对部州郡县建制革易、山川古迹、河防水利、地理书考证、边徼域外、世界地理、制图等类型进行分别介绍。“谱牒学”部分按自撰年谱、墓志铭，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后人补作或改作昔贤年谱，考证的远古哲人年表，族谱，诸姓谱来盘点。以上各部分在论述前均对该学科在清以前的发展进行了简要回顾。

《补编》提出“史学史的做法”，对中国史学史进行简要回顾。史官部分以神话中黄帝的史官仓颉、周天子赐钟鼎派史官为代表，述及殷墟甲骨文出现的许多史官名字，《尚书》《左传》记载的史官等，用以论述史官的早期存在与地位，直至民国时期国史馆的所属变迁而导致的传统史职的中断。史家部分主要论述创作型的史家，包括孔子、《国语》和《左传》的作者、司马迁、班固、荀悦、刘知幾、欧阳修、司马光（以上一流），朱熹（二流），郑樵（次一流），袁枢、苏辙、吕祖谦、罗泌、吴缜等。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主要论述刘知幾、郑樵、章学诚三人的治史理论及其影响，后论述中国史注重人的关系及史与文的关系。最近史学的趋势有别择史料、史料钩沉、研究上古史等内容。

《补编》作为首倡史学史学科的文本，又具备在史学史进程中探讨史学理论的自觉。“史学史的做法”提出的框架中第三部分为“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实际上是论述史学与史学理论之关系。首先，他论述学术科学化的趋势和原则：一种学问要成为科学，常常先自由发展，有了相当的成果积淀之后，把过去的成果整理起来，总结经验并形成规则，从而更加促进这门学问的进步，建设成为系统性的科学。因此，他认为史学在中国是最发达的学问，所以科学性的原则成立得也更早。其次，他指出由于学问间总是互相有关系的，所以一门学问在开始时总是范围很广，而形成科学的趋势就是分野愈分愈细，向窄而深发展。梁启超认为史学的学科发展，在中国同样遵循这番原则。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提出中国的史学成立与发展中最重要的三位史家：刘知幾、郑樵与章学诚。其中刘知幾发展了史学方法论，提出对史料的批判性认识；郑樵提出通史史观并自著史书；章学诚是史学方法论的集大成者和历史哲学的拓荒者。对这三位史家对史学发展贡献的阐释，使梁启超对史学理论与史学之间相互促进关系的论述更为具体化了。

三、梁启超的史学史分期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引入中国史学后，与正在中国十分流行的进化史观相互结合，在对历史宏观发展进程的解释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梁启超作为“新史学”的旗手，更是积极应用分期方法，如在治中国史时提出的历史阶段划分方法不下三种，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也延续了这样的研究特点。《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总论”部分就提出“胚胎、全盛、儒学统一、老学、佛学、儒佛混合、衰落、复兴”等八时代，这是将从春秋以前至梁氏当时，以时间为序列，融合学术成熟形态、时代显学、发展态势的多种标准来划分的。在正文中，阙略“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合并“衰落、复兴”两时代为“近世之学术”，并细分为“永历康熙间、乾嘉间、最近世”。其中的“史学史”发展态势大抵与总的“学术思想史”契合，如他认为史学之发源同样于“胚胎时代”，而“全盛时代”的史学亦发达。

然而，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这两部历史方法论著作以较为完整的章节呈现的中国史学史通叙中，梁启超却没有为“史学史”划定明确的分期。尽管在其中，梁启超也论述了“最初之史乌乎起？”“最初之史，用何种体裁以记述耶？”将孔子、司马迁、班固、荀悦归为“第一期的史家”，也做了“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自东汉到唐初“这是史学极盛时期”，“唐以后，史学衰歇”等论断，但没有前述论著那样有着明确的时代划分的做法，故后人有将此视为梁启超史学史观念之缺憾的议论。然而，从梁启超前期的治史特点和其“史学史”研究方法来看，虽然他未对“史学史”做分期，但并非没有分期意识。

在“史学史的做法”所属“文物的专史”总说中，梁启超就直言：“文物专史是专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政教典章、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种种情况，……据我个人的见解，这不是能拿断代体来做的；要想满足读者的要求，最好是把人生的活动事项纵剖，依其性质，分类叙述。”明确了他对这一类目下历史研究体裁的选择。《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的史学史论述都按照这一理念，以纵断为主要架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以书史形式为线索，而“史学史的做法”则按其提出的“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框架来论述。

横向对比《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对史学发展时段的趋势的论断，可以发现有所龃龉。如前者言清代史著“最为寂寥”，后者言之“各种都勃兴”。这正是出于纵断的分类研究所评价的对象不同而做出的不同论断。前者评价的是史学体裁的创造性发展的停滞，后者评价的是清代所重视而臻于极致的别择资料、史料钩沉等风气。同在《补编》一书当中，四部分主题并行也自然会形成不同的论断。如唐朝大开史局，史官制度为盛，而正因此导致“著者无责任心”“私人发宏愿做史家的很少”，因而梁启超评唐以后为“史学衰歇”，刘知幾因此而“太息痛恨”“著成一部讲求史法的《史通》”，“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开了后来许多法门”。在“史学的成立与发展”中，将刘知幾作为里程碑式的史家进行介绍。聚焦不同的评价对象造成的难以对同一时期做出唯一论断，是无法进行分期的重要原因。上述情况可从表1中具体反映出来。

纵断为史的做法其实与梁启超阶段性的治史转向密切相关。横剖式研究并进行分期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发表于1902年，此为梁启超极奉进化史观的时期，同期所著文章《中国史叙论》《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都明确提出中国史时代的划分方案。在20世纪20年代前，他已转向纵断治史，从1918年的《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进行的纵断设计，提出“纵断史代横断史”作为医治当时中学国史教本弊病之药方。到《中国历史研究法》论“史之为状如流水然，抽刀断之，不可得断”，《补编》本就是专讲人、事、文物、地方、断代五种纵断专史的研究方法，更是强调“历史含继续性，本不可分”。由此可知，这两部著述对史学史的回顾都选择纵断的主题式研究，本是源于这一阶段梁启超治史取向的转变。

在治史方案变化之外，还内涵着梁启超的史观变动，而史学史的研究又可作为他变动自己史观的旁证之一。在1923年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演讲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说自己已对“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产生犹疑，并以“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作为旁证，这显然出于他的学术思想史、史学史研究。

对于曾极力推行和践行于学术研究中的进化史观，梁启超并没有就此推翻，而是直言“我现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来历史进化的主张”，不过，他重新确认了进化的历史现象有二：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以及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积储遗产，而其他“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史观变动必然影响对历史大势的宏观论述，对于不在“进化”范围的学术思想史，他转而接受佛学学说。由于“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他感到“思潮之流转也正然”，“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因而他认为其可分为“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四期。由此可知，梁启超明确将他的佛学史观应用于清代学术思想的论述中，《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的史学史论述，正与此相契合。

四、梁启超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尝试

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先行者，梁启超对中国史学的论述时常基于与西方史学的比较，“泰西史学”如同政治制度、工业技术等各方面领域，在该时期改造中国的仁人志士眼中作为一个常在的“他者”而存在。《新史学》开篇就提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显然表现出他对史学的重视，本身来自中西比较的结果。将西方史学引入中国，把中国史学放入世界史学中，既是梁启超重视史学的思潮背景，也是促使其进行中外史学比较的动因。正如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表露的认知：“吾爱我国，吾爱我国民，吾不能自已。吾姑就吾所见及之一二，杂写之以为吾将来研究此学之息壤，流布之以为吾同志研究此学者之筚路蓝缕。天如假我数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联袂而起者乎，伫看近世史中我中华学术思想之位置何如矣。”他在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所作的序中说：“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因而成《清代学术概论》。虽然中外史学比较并没有被梁启超作为学科纲领而明确提出，但表现为他治学研究实践中的自觉意识。

在《新史学》的“中国之旧史学”当中已多次出现与西方史学的比较，如论史学所促进的民族主义之功用：“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论著史“能铺叙而不能别裁”的缺陷：“泰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甚焉。”以西方史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史书：“就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论传统史学厚古薄今的错误：“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即各体莫不皆然。”

同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强调“故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泰西虽有希腊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诸贤，然安能及我先秦诸子？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我国之学术思想虽稍衰，然欧洲更甚。欧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罗马法耳，自余则暗无天日。欧洲以外，更不必论。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

《中国历史研究法》言及中国史学的发展程度及其原因——史官建制，也将其放置于中外史学视角中论述“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断言。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其一因也。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原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他将中西史学的发展情况相对比，“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而吾国宋明以降学术之日流于诞渺，皆由其思想与批评非根据于实事，故言愈辩而误学者亦愈甚也。”

有学者提出20世纪以来中西史学理论比较史研究有三个依次展开的阶段：“第一阶段以西律中，反古制、求革新，重目的方法之比较；第二阶段则借西释中，鉴它者、塑自我，重概念史观之比较；第三阶段求异志同，辨同异、明一多，重思维类型之比较。”以上所述之梁启超的中西史学比较可以说大体归于“以西律中”，明显出于改革传统史学、振奋国人文化自信的动机，研究也远未系统、深入，但其中所展现的历史性比较思维，绝不局限于第一阶段。《清代学术概论》之所以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而起，是因为他认为清代思潮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以‘复古’为其职志者”，“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可知他对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段进行比较的意识已超出“以西律中”的层次。

《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堪称“世界史学史”取向的史学史回顾。梁启超开篇即提出“人类曷为而有史耶？曷为惟人类为能有史耶？人类又曷为而贵有史耶？”，以人类学的角度论述“史之所由起”与“史之所以为有用”。紧接着论述“最初之史乌乎起？”，述北欧民族圣诞节夜谈故事之俗，“最初之史用何种体裁以记述耶？”。先论印度“最古之社会史宗教史”《吠陀》皆用梵歌，后论“我国史之发展，殆亦不能外此公例”而引出《诗经》，指为中国最初之史。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专章——“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对中国先秦与希腊、印度同期思想做比较论述。他指出，春秋战国不仅为中国民智全盛时代，“盖征诸全球，莫不尔焉”，历数印度、希腊诸思想家与中国思想家同代异地的盛况，详论在与希腊学派比较中，先秦学派之所长、所短，与半个世纪后雅斯贝尔斯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轴心时代”论不谋而合。梁启超将中国、印度、希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归纳和分类，指出在性质上中国、希腊同为世间学派，而印度为出世间学派，三者互有相同和相异之处，其视角之宏观先锐如此。

五、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影响

梁启超没有写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甚至留下的有关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果也不多，但他的史学史观念及影响不仅起了创建史学史学科的奠基性作用，更有着指导学科发展和创立学科研究范式的深远意义。

首先是梁启超提出建立史学史学科的倡议而产生的号召力和对后学的持续影响。《补编》授课于清华大学，梁启超提出“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姚名达等人受业于此，立志著《中国史学史》，“当日立即下极大决心，非待史学史成书，不得离开清华。清华研究院照例是一年毕业的，我不愿离开良师，不愿抛弃夙业，所以毕业以后，仍在清华住了三年”。在西南联大，杨翼骧听了“历史研究法”课后，阅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遂对中国史学史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自1939年9月到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复学之后，除上课外，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书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中“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的论断，引发他的思考，因此写下《晋代之史学》一文交给任课教师姚从吾审阅，得到姚从吾的肯定，走上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道路。

其次是梁启超史学史理念促成了初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著述基本框架的搭建。一方面是“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的四目框架深为同行学者所接受。如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称：“本编内容，略如梁氏所示四目，第近世新史，大概划分时期，以明变迁之迹，而本编亦不能外，如叙史官，则古重于今，如叙史家，则后多于前。”虽然金著是断代横剖式著述，但所选取的叙述核心则依梁启超的四目框架。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也称“余为此篇远宗梁先生之大义，而略为去取，以求研述之方便”。后学如董允辉《中国史学史》“亦梁氏启超生前所拟目也”。姚名达《中国史学史讲义》现存文稿仅余“绪论”（下设史学史的学术史价值，现实意义，研究法，“史”“历史”“史学”“史学史”的阐释，史与史实、史实与史学的关系，历史哲学的意义，历史哲学、历史学、史实三者的联系）和“史官制度”（史官的起源、最早的史官制度、史的地位、史官制度与政治、殷周的史官制度、汉魏六朝的史官制度）两编，但按其自序所言，已经完成“史官制度的沿革、史学思想的进化、做史方法的改良、史学家的递邅、史书的新陈代谢”，显然是梁启超指导框架的延伸与细化、深入。未特意宣称宗梁启超史学史框架的著作，如卫聚贤《中国史学史》、吕思勉《历史研究法》也有明显的受到影响的痕迹。

另一方面是纵断的著述架构与体裁理念的指导。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与姚名达《中国史学史讲义》都贯彻梁启超提出的纵断式的史学史研究结构，在每一门内容都通叙多个时代，并列而行。姚名达提出的史学史著述方法显然是继承梁启超而来：“历史是和河流一般的，没有方法可以截断，所以本书大体决定用纵剖式，把史官制度、史学思想、做史方法，分篇记载，自古述叙至今。”姚著所附《史学年表》（今遗失）也是受到梁启超提倡年表体裁的影响。

最后是中外史学比较理念的启迪。尽管梁启超没有提出“中外史学比较”和“世界史学史”的指导纲领，但他在这方面的学术自觉与学术实践，对中国的史学史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史家杜维运以遥承梁启超倡议为己任，写就《中国史学史》，以及中西史学比较的专著《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他提出的理念实际上也是对梁启超这一取向的精准刻画：“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首先应置中国史学于世界史学之林，以浩瀚广阔的眼光，用比较史学（comparativehistoriography）的观点，阐述中国史学的出现、成立与发展。世界其他地区同时期发展的史学，皆须涉及，比较其异同，衡量其得失，中国史学的优点与缺点，于是尽现。这项工作，极为艰巨，却不能缺少，缺少了则中外史学将永无合流的一日。”

梁启超的中国史学史构想与学术实践，在他重塑传统史学范围与研究方法的理想、投身“文化史”的学术风潮之中逐渐形成。他对“史学史”的设想从宏观中来，没有阐释明确的学科概念以划定清晰的界域，也没有完整的研究成果以示范学林。然而，在强调史学在西方学科体系中“为中国所固有”的立意之上，由他促动的“史学史”研究的开展，持续助推史学范围的厘清、深化史学学科化发展进程；在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宏观取向与把握之下，他的史学史洞见不仅成为一家之言，更具有超越时代的启迪意义。

（本文原载《理论与史学》第1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