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章学诚的学术，回答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时代精神，体现了时代的智慧。首先是章学诚对“道”的探索，以特具的睿智论证了“道”是不断发展演变、圣人学于众人、“约六经之旨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等重要命题，标志着历史哲学领域的新开拓。其哲学成就是时代的光辉，是乾嘉时期学术思想的优秀成果。其次，他对烦琐考证学风的针砭，引导了后面像龚自珍、魏源等人更激烈的批判，推动了经世致用在清代出现第二次高峰。再次，章学诚提出了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给予近代以来著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白寿彝等人以宝贵的启示。第四，他提出以“性”和“情”为基础的教育思想，主张独立思考，反对墨守教条、人云亦云，鼓励勇于创造，这些主张都闪射着近代光芒。站在当今时代高度，总结章学诚学说的精华，阐释其中所闪耀的中国智慧，科学地评价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是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章学诚；《文史通义》；“道”的探索；考证学风；历史编纂；教育思想；启蒙意义

 

 

作者简介：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题目中所引“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章学诚致友人书信中的话。这句话很重要，集中地表达他撰著《文史通义》一书的感慨和旨趣，他的学术追求，值得我们深切体味。本文谈谈我撰写《文史通义解读》的感受和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早已发愿撰写雅俗共赏的《文史通义》读本

《文史通义解读》这部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当中的一部。《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是由中宣部策划、领导、部署的一项很重要的学术文化工程，邀请我担任《文史通义》这部经典的解读。写成的书稿有30多万字，出版时间印的是2022年6月，而实际出版是在2022年9月、10月之间。

 

我对这部著作是很重视的，首先是因为我很早就发愿要写作一部这样内容的书。我发表第一篇关于《文史通义》的文章，是在1988年。当时，白寿彝先生在史学所主持读书会，到了明清这一段，读书会要主讲《文史通义》，就指定我写《文史通义》的文章，后来写成《〈文史通义〉：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发表在当年《史学史研究》第3期。白先生对这篇稿件特别批了“有创见”三个字。白先生作为《史学史研究》的主编，他的文字是很简要的，一般就在稿件写上“可用”，像这样比较特殊的稿件，就用特殊的处理办法。同一年，我还在《史学史研究》发表了另一篇文章：《〈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白先生说好文章在自己刊物上发表。这两篇文章后来经过扩充和研究深化，都发展成为系统的专著，一部是《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另一部就是《文史通义解读》。

 

从1988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我还陆续发表了关于《文史通义》的六七篇文章，所以我的研究是在不断深入。其中有两篇最重要：一篇是《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发表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另外一篇是《论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发表在《光明日报》2013年8月22日“理论版”，此文又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文史通义〉：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一文，有四个小标题：(一)“探索二千年史学的演变”，(二）“对考据学风的有力针砭”，（三）“探讨学术与社会史的关系”，（四）“朴素的辩证分析——《文史通义》的精髓”。过了35年，再看这篇文章的论述，还能站得住脚，还有存在的价值。在当时下了很大的功夫写这篇文章，所以白先生作为杂志的主编，才会破例地、不常见地批了三个字：“有创见”。

 

我除了写这些文章之外，还经常地把《文史通义》拿出来研读，将研读的心得，随时写在书上。我当时选用的是仓修良先生编的《文史通义新编》。之所以用这个版本的《文史通义》，一方面是因为这本书经过整理，内容比较全面；另一方面就是这本书标题旁边有很大的空白，各页也有很多空白，天地比较宽，自己有些重要的心得可以随时记载。这些心得，是当时在从容地读书当中，灵感突然来了，不由得要写在书本上，不由得要让你把这个见解批上，这对我以后研究工作的帮助是非常之大的。章学诚曾提出：“札记之功，必不可少。” 我的这些批注，也算是小型的札记。除了研读之外，我还考虑要给博士生讲《文史通义》，决定要写一本系统的书。2004年，王志刚博士从中国水利科学院完成博士后出站报告，入职北京师范大学。当时，他很支持这件事，特意买了10本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的小开本《文史通义》。因为小开本便于携带，想着有七八个人，或者十来个人上课，书就够用了，所以曾经做了这样一个计划。因此，写《文史通义解读》这部书，是我20多年前就做出的一个决定、发下的一个志愿，希望通过给博士生讲课的形式，最后形成一部专著。当《百部经典》办公室同我联系，请我撰写《文史通义解读》的时候，我是欣然赞成，发自内心地高兴。当时他们希望快点拿到书稿，问我能不能用一年的时间撰成。我说《文史通义》是一部理论著作，撰述的难度很大，一年的时间太短了，需要一年半时间。办公室同意了，我们签了合同。

 

试用稿的撰写及准备，大概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正式撰写从2021年1月开始算起，到2022年6月，共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再加上前面两三个月，共用了一年八九个月的时间。

 

撰写这部书稿同平时的写作颇不相同，所以这一年八九个月，对我来说是很不平凡的日子。我的夫人郭芳大力支持我的工作，我写的文字，都是经由她录入电脑。因为我很跟不上时代，不会用电脑，我是写手稿，写完一页就递给她，由她录入，然后打印出来，我再校对，反复几遍。因为校对一遍不行，要校两遍以上。我们一起互相支持，共同努力。每天的工作时间从上午到下午，再到晚上，晚上一般都到11点，有时候还超过11点，没有间断。就这样，隔几天完成一篇，计日程功，有序地、有步骤地向前推进，而且不辞劳累，每天的精力都非常充沛，过得很充实、很愉快。我本来长期失眠，可是那一段时间不失眠了，中午也能睡好，所以精神很好。一直到2022年6月30日，按照合同，交稿的时间到了。下午4点，我给《百部经典》办公室打电话说书稿完成了。他们认为，我这么守时，很难得。又过两天，办公室的同志来把书稿拿走了。所以这既是我很早就发愿要写的一部书，又是我发自内心，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不知道劳累，有这样不寻常经历写成的一部书。这部书稿的完成，对我是很值得纪念的。

 

二、体例运用左右逢源

  

书稿的撰写，遵照《百部经典》编委会制定的体例，采取导读、原典、注释、旁批与点评相结合。我觉得这非常恰当，和我理解的解读经典的体例是一致的，所以我写起来左右逢源。

 

按照体例，最前面是导读。对于《文史通义》这么复杂的一部名著，我的导读只用了不到3万字。首先是章学诚的生平。他的一生我只写了五六千字，是想着要把主要的文字都留给后面解读的正文。第二是篇目的选定和版本的选择。因为《百部经典》不可能把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整部选入，应该选择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和最有代表性的篇目，原则就是遴选其中的精华。从今天来说，就是选择对时代意义最大的篇章。《文史通义》有两个版本，为什么选用《章氏遗书》本，而不采用章学诚的儿子章华绂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大梁刊刻的《文史通义》本？因为大梁本，同章学诚临终前交给他的友人王宗炎的文稿目次相比，篇目有出入，有遗漏。不仅如此，大梁本的编排也不大合理，将重要的篇目放在后面，且文章之间看不出内在的逻辑联系。更关键的是，章学诚的儿子章华绂当时有顾虑，所以对《文史通义》的原文有所改动。这些改动，很不利于理解章学诚的原意，有失于他的学术理论价值。所以不用大梁本，而用《章氏遗书》本。第三是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主要内容，这部经典史学名著的内容是很精彩的，只有用现代的眼光，站在当前的角度来加以论述，才能更好地发掘、评价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第四是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当代价值。这是导读的四部分内容。这么丰富的内容，我是很珍惜文字的，只用了三万字来包纳进去，目的就是把比较充分的篇幅留到解读的正文。

 

导读之后是原典，每一篇先是正文，正文的分段有注释。为了让读者尽可能透彻理解原文，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对需要注意的词语做了比较详细的注释。我不限于在字面上解释，尤其重视解释内在的含义，就是这段话有什么意思。因此对章学诚原文比较长的句子，采用串讲的形式，个别需要解释的地方，再加以注释。这样可以节约篇幅，不用一个一个出注，同时意思也很显豁。其次，一些重要的文章，段落很长，里面包含不同的层次，我在注释当中要交代它分了几个层次，每一个层次讲了什么，有什么内在联系。再者，每到一段的最后，需要概括这一段的主要内容，以及它与前面一段和下面一段有什么联系。所以注释的工作量是很大的，也是解读的重点之一。

 

体例还要求有旁批，对此我也很下功夫。我做的旁批，《百部经典》办公室很欣赏，也很赞成。他们说，有些作者感到旁批很困难，不知道批什么，而像我这样每页基本上都有批注的书稿，见到的还不多。实际上，我在前一二十年的从容阅读中，已经把心得随时都记了下来，这些批注是当时灵感的升华，很珍贵。现在看来，这些批注是在很急迫的条件下苦思冥索半天也想不出来的，即使有些许所得，也没有灵感涌现随手写下来的心得、见解精彩。所以，此书的旁批，希望读者能够重视。

 

按照体例的要求，最后是点评。经典中有些一般性的疑难问题，在注释或旁批里已经讲到了，点评是要讲它最重点、最有意义的地方，以启发读者的思考。因此，我在每一篇正文之后，都用3000字左右的篇幅对该篇进行点评，并没有为了省事而只写一两段话；即便对于篇幅较短的书信，因为它内容精彩，我也有千字左右的评论。所有导读、注释、批语、点评各项，我都做到精心撰写，字字推敲。各个部分的解读又是相联系的，希望细心的读者，当你在某一处感到有收获时，还能用心地联系别处相关的讲解、分析，以推进你的所获，乃至写成文字发表。若能如此，一定对推进章学诚研究，大有助益！

 

在编纂体例中，注释和点评这两项的工作量很大。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把心得、灵感都写了下来，把我认为很精彩、很欣赏的地方记了下来，所以我撰写这部书的时候，做起来很顺手，不用苦心冥想，而且感到很有创造的乐趣。这一年八九个月的岁月不平凡，就在于我沉浸在创造的喜悦中。一生中有过这样一次经历，就很难得。书稿完成后每次忆及，都感到很充实，心情很舒畅。

 

三、18世纪思想史需要重写

 

对《文史通义》内容的解读，要抓住它最主要的特点和精华，即作者主要的旨趣和追求，这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文史贯通，学术经世。《文史通义》这部书的命名，是章学诚千锤百炼、反复推敲而得出来的。“文”是指广泛的著述，凡是发表议论、阐发观点、抒发感情的，或者一般写人写事的，都可以包括在里头，中国历代的经典、儒家的经书，也可以包括在里面；“史”就是中国很发达的史部。要把文史打通研究，实际上是对整个学术史、文化史的探索，要从中把握古今学术发展的重要历程，探寻其中有规律性的东西，把古人著作的精华提炼出来，这就是文史。“通”就是贯通研究，贯通古今上下，打通各个具体学术门类。“义”就是义理、观点、著述大旨。这些是当时乾嘉学术界最忽视的，他们重视考据，而章学诚则强调汲取意旨和精义，要讲思想层面和哲理层面。所以《文史通义》是要做学术史的研究，将中国几千年学术史发展的精华，古人著述追求的大方向、大原则、大宗旨做一次深入探讨。这就是《文史通义》的原意，我们要把握住这个原意。

 

当时的学风是家家户户从事考证，如梁启超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 章学诚的学术在乾嘉时期独树一帜，别出心裁。他坦白承认自己不擅长考据，如果他亦步亦趋，去做自己不擅长的考据工作，一辈子也不会作出什么贡献，也就没有章学诚的出现了。他虽然不善于考据，但是他很尊重考据，对考据家评价很高，认为像戴震、阮元所做的考据，对解读经典很重要，对认识和学习古代社会生活很重要。章学诚做学问是另辟蹊径，要贯通文史，探讨学术史的真义，探讨它的规律性和大方向，这体现出章学诚史学研究的独特价值所在，也弥补了当时乾嘉学术很大的薄弱环节。所以，我认为18世纪的思想史应该重写，应该把章学诚的位置科学地予以阐发。不要像冯友兰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那样，清代卷中不但没有章学诚的专章专节，连章学诚的名字都没有提及。这不是很大的遗憾吗？还有一些习惯于考据的人，只知道考据是学问，认为考据是乾嘉时期学问的全部，是学问的极致。而章学诚不会考据，所以讥笑他是“乡曲之学”，是没有见识、孤陋寡闻的乡巴佬。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写这部30万字的著作，可以归结为两句话——认识章学诚，解读章学诚。我要把章学诚所体现的乾嘉学术另一面的精华讲出来，考察他处在那个时代是怎样回答时代的需要，如何站在比考据家更高的层面，他的《文史通义》又如何展现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我的这部书，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中国18世纪的思想史需要重写。

 

章学诚的人生处境很不好，生活很拮据，为了生计终日奔走。乾隆四十三年（1778），41岁的章学诚考中进士。一般考中进士，会当个知县，有一笔可观且稳定的收入，这对终日穷困的章学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回绝了当县官，他说自己为人的特点就是“实”，从来不说假话，这样的性格不善于在官场周旋。他用“实斋”作为自己的书斋号，就体现了这个特点。因而章学诚仍然留在书院授课，或是当地方大吏的幕府，得到一点微薄收入。这样的收入是不稳定的，书院不聘请，或是当官的升迁、调走，幕府解散，就没有收入了。所以他经常为了一家的糊口奔劳，过着很困苦的生活。他在外地奔波，他一家十五口寄居大兴，嗷嗷待哺，冬季将至，寒衣无着，境况十分凄凉。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持着他从事学术研究呢？当时学者多从事考据，认为只有考据才是学问，一提到章学诚，认为他做的不是学问，对他指指点点，说风凉话，歧视、冷落他的大有人在，捣他脊梁骨的大有人在。他写信给族孙章汝楠，说自己生活坎坷，被人家“视为怪物，诧为异类”。他给钱大昕写信说：“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 就是说时代的风气对他的压力，比衙门判罪的压力还要大。这是他真实的写照。在这种穷困的状态下，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持着他做学问呢？主要有两点：一是对不健康的学术风气要敢于挺身而出抵制、救挽，要把优良的学术空气呼唤过来，让学术能够健康发展。大家要关心时代，关心社会，学术经世，做的学问要有利于社会生活，不要做无谓的学问，不要做与社会生活没有联系的学问。二是要真正珍惜继承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国古代从周公、孔子开始，有很多精华，需要有人把它继承、阐发、弘扬，不要总是做枝枝节节的学问，要继承古人的精华，使中国的学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是这样一种使命担当精神，支持着章学诚勇于维持学术的健康风气。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对烦琐考据学风的忧虑，充满着对大家认为经典就是万古不变的，认为经典就是圣人脱离生活从自己脑子里面想出来的，而不是对社会生活的总结这样一种错误认识的忧虑。他要让大家认识到，“道”是从生活中总结而来的，是从典章制度、国家治理的经验中总结而来，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加以发展，要认识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道理。章学诚要阐发这个道理，所以他要针砭当时烦琐考证的学风。他的著作体现出忧时和求索的特点。忧时就像杜甫的诗歌所说的那样：“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国家有这么多灾难，如何让国家走上正轨，让人民生活安康，让社会有一个光明前途，这是杜甫忧虑的；求索就像屈原所说的那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当时的学风，是把烦琐考证当作最高的学问，如何摆脱这种错误的认识，代之以优良健康的学风，这是章学诚的追求。

 

章学诚在困苦之中做学问，他希望能够鼓励“吾党”——就是他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志同意合的朋友，形成一个学派，互相支持，并扩大影响。有邵晋涵，朱筠的儿子朱少白，史致光，还有本族的侄子章廷枫。后面两人受章学诚的影响比较大，并考取了功名。史致光的经历大家并不清楚，这个人物值得研究。章学诚希望有个学派的想法，最终也没能实现。他在困苦的情况下追求着他的学问，《文史通义》就是他思想的结晶。他寄托于后人：“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 “沉”就是深沉，思考很深入，解释很深刻，里面有很多的哲理；“郁”是困难重重极不顺畅，充满着求索的艰难，而又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解读章学诚，就是要充分了解他的境遇和追求，更要揭示出他阐发的深邃哲理、体现的时代智慧，用明白晓畅的文字写出来，让当今的读者雅俗共晓，并希望将章学诚学说所体现的中国智慧推向世界。

 

 

四、反映时代精神 阐发深邃哲理

  

章学诚的著作是他深入思考、刻苦钻研而得。他的文字很简朴，但是意义很深刻。我们需要联系当时的时代条件，知道他的意图，知道他所做的推进工作，而且要联系中国学术界从周公、孔子以后形成的优良传统，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体会，才能知道他的深意所在。不然的话，本来是很有价值的文字，却在你眼皮底下，一篇篇都溜过去了，就像你上山找宝，空手回来，毫无所得，而满山的珍宝还是在山上。应该改变浅尝辄止、浮光掠影的态度，对章学诚的著作钻进去深入研究。

 

章学诚对“道”的探索，是当时乾嘉学者最忽略的问题。乾嘉学者往往奔竞于文字训诂、史实考订、校勘辑佚等项，而对自然演变的真正规律，特别是事物发展的大规律，也就是作为政治和学术指导思想的“道”，他们都不感兴趣。章学诚写了《原道》上、中、下三篇，非常重要，但是当时人认为“题目太熟”，无有新意。《原道》这个题目，已经有三个人写过，虽然篇名相同，但宗旨殊异。《淮南子·原道训》宣扬的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与章学诚要探索的课题完全不同；《文心雕龙》的《原道》是讲文以载道，认为文章要为政治服务；韩愈的《原道》也很有名，但是它是讲要维护儒家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传的“道统”，用以抵制佛老思想。而章学诚的《原道》，是真正要探索自然界演变的大道理，要探究治国兴衰的大道理，要反映典章制度发展的大道理，要体现学术研究的大方向。《原道》的内涵很深刻，乾嘉学者不懂。胡适论及了一些，但是没有深度。梁启超也谈到一些，认为章学诚的书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讲历史哲学的，但是限于《清代学术概论》这部书的体例，梁启超要在这部书中谈很多学者，不可能展开，所以只摘了一些《文史通义》的句子放在自己的著作里面，而没有分析。

 

章学诚的贡献太大了。他提出“六经皆史”，在当时大家都不懂。以后学者对“六经皆史”的意义做了论述，主要有两项：一是扩充了史料范围，因为史料不仅只在史书中，六经也是史料；二是他推倒了对经典顶礼膜拜的传统，认为经史应该平起平坐，应该受到同等对待。这两点都很有道理，对我们都很有启发。但若仅限于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够的。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重要命题，是《文史通义》立论的基石，他从这里出发，展开论述。他认为，儒家的《诗》《书》《礼》《易》《乐》《春秋》等经典，不是圣人天纵之才凭头脑制造出来的，而是古代国家治理的总结、典章制度的总结，是古代社会生活演变的阐发。所以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就是强调它是历史的记录，它不是圣人脑袋里面天生而来的，它是观察生活、记载生活，最后加以总结而来，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六经的道理也要向前发展。对它不应该顶礼膜拜，不能够墨守教条，应该加以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道理，是《文史通义》全书立论的基石。章学诚在《原道》中更有极深刻而系统的阐发。他首先认为，在没有人类以前，也就没有“道”，“道”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什么时候开始有“道”？他说：“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 这就是最早的“道”。再以后，社会发展到了部落，发展到了国家，社会生活的原则也随之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所以“道”是“渐形渐著”，从不明显到明显，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发展，这是第一个命题。

 

第二个命题是《六经》所记载的论说，与作为社会生活发展根本原理的“道”，二者不能等同。“道”是永远进化的，不断发展的，就像不断旋转的车轮一样永远运动，不断地发展变化。《六经》则是“道”的一个阶段所留下来的轨迹，是一个阶段社会生活的记载。由此章学诚得出了更重要的结论：“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 圣人从哪来的呢？圣人不是天纵之圣，不是要我们永远不变地去膜拜他，永远当教条似地来刻板服从他；圣人是从学习众人当中得来。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众人在持续不断的社会生活中要劳动，要遵守社会秩序，要进行社会交往，要经商，自然形成了这么一套规则。圣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学习众人而来的。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伟论！几千年来视众人为群氓，匍匐于地，如今章氏说圣人学于众人，这是宣告具有近代意义的新价值观，是哲学思想的一大解放。所以美国学者倪德卫十余年前所著《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之《导论》中有一段话评价说：“凡是读过这篇文章（按：系前文中提到的法兰西学院的学者戴密微所撰写的一篇关于章学诚的传记文章）的人都不会否认，章学诚是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最富吸引力的思想家之一。……即使在中国，他在哲学史上也没有公认的地位。但我坚信，章学诚必将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而享有重要的地位，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该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了。” 外国学者还懂得章学诚是中国哲学史上有数的哲学家，我们中国的研究实在是太不够了。

 

此篇往下引申的问题更为重要，就是章学诚所说：“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 所谓“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是指各种国家制度形成初期比较适用，人们有了需要以后能够提供。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制度就不大适应了，部分地出现毛病了，社会运动不再顺畅，出现了停滞的状态，即“有所郁”，这个时候需要通过改革、调整，把不通畅的地方让它宣泄，让它流畅，“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随着社会的进一步演变，制度的运作出现了很大的弊病，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就要大刀阔斧采取措施来挽救它，也就是“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所以，制度运作出现了毛病，就要改革、调整；等到弊病严重的时候，就应该采取根本性的补救措施，而不是死守《六经》那一套内容。尤其是，《六经》出现之后，社会在不断地变迁，我们对“道”的阐述就应该反映它的发展，要总结出新的“道”。我与刘家和老师讨论，他说章学诚这个话是说要开发出新的“道”，他比我说得更好。那么要怎么去开发新的“道”呢？章学诚说：“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 “约”就是概括、提炼出《六经》的精神实质，根据它的精神实质，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根据条件的变化，写出自己的主张。“以究大道”就是将古代圣人的大道加以发展和弘扬，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原理、原则。当时章学诚就说出这样的话，是很高的智慧，体现着中国精神。乾隆末年已经是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了，此时西方殖民者已经派人来中国探听虚实。他们说中国是一艘破烂的战舰，如果这个掌舵的人不称职的话，就要出现危机。当时，白莲教起义已经蔓延了七八年，时代将要出现很大的转折，危机四伏。所以章学诚才说“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章学诚还有一句话是“开启前蕴”，是指古代流传的精华，如今还没有被阐发透彻。当时代需要我们将传统与现代联系起来加以发展的时候，那部分精华就需要我们开发出来并加以弘扬。如果大家都知道章学诚这些学说的意义，都去好好研究事物的变迁，研究白莲教起义为什么爆发、社会危机为什么到来，那当时整个局面就变化了，中国的历史道路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说，对于章学诚在历史哲学层面的探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研究。

 

以上是章学诚对历史哲学大力探索，提出许多重要命题，反映出时代精神、时代智慧。这是章氏学术作出重大贡献的第一大项。第二大项是章学诚对烦琐考证学风做了很有力的针砭。章学诚虽然没有专篇讲《史记》，但是他知道《史记》的精华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他在不止一个地方讲了《史记》的精华，驳斥王允这样的奸臣污蔑《史记》是“秽史”。章学诚认为，王允之所以说《史记》是“秽史”，是因为《史记》所具有的实录精神，会将他们的活动记载下来，这样他们的罪名就永远留在了史册上。王允很害怕，这恰恰证明了《史记》的威力。章学诚把前人对司马迁的抹黑，包括苏洵说《史记》抄《左传》等论调，加以廓清，认为这是一种缺乏常识的错误。写史没有史料怎么能行呢？司马迁不根据《尚书》《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等传下来的这些史料，怎么能够写一部从黄帝以来上下贯通的通史？没有史料去写史，那是凭空捏造。我们看《四库全书总目》对《史记》条目的解释，会发现它并没有对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宗旨进行论述。章学诚说司马迁运用五种体裁写作，体圆用神，互相配合，《四库全书总目》却都没有论及。对于《史记》为什么写得那么生动、反映人物时代那么真切等，《四库全书总目》一概没有说。那么它关于《史记》说了什么呢？它用大量篇幅说《史记》十篇“有录无书”。联系当时的考证学风，考证学家认为记载有缺漏、有错误的地方，才有做学问处，才值得去说；而对“通古今之变”这些内容，就不去论述，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讲枝枝节节的问题，如果按照今天的观点，《史记》这个提要，非常不合格，对不起，需要打回去重写。

 

第三大项，章学诚提出了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在他写给邵晋涵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 纪传体发展到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弊病，像《宋史》《元史》，不仅篇目重复、叠床架屋，而且彰显不出历史发展的大势。章学诚认为，改革历史编纂的办法是把纪事本末体能够凸显出历史大势的优点，用以补救纪传体的弊病。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两种体裁，本来是完全没有交集的。纪传体二十四史是一种体裁；纪事本末体在《尚书》中已有萌芽，但是它作为一种正式的史书体裁，是在南宋袁枢写《通鉴纪事本末》之后。明清两朝用纪事本末体写的书相当盛行，像陈邦瞻等人写了很多有价值的著作，但是社会实践发展了，理论总结却滞后，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章学诚认为，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在于因事命篇，灵活变化，没有一句多余、重复的话，同时能够彰显出历史的大势。章学诚论述后期纪传体看不出历史大势的弊病，可以从纪事本末体当中得到补救，也就是把纪事本末体显示历史大势的优点，同纪传体记载广泛、多角度反映社会面相、五体配合容量广阔的优点，二者结合，视为改革的方向。在当时，注意史书体裁的不止章学诚一个人，赵翼很有学问，也很注意二十四史的编纂，他的《廿二史札记》很有价值。其中，他讲《史记》的记载包罗万象，“信史家之极则”，认为《史记》创立的体裁，是写史的一个很高的目标。但是，在《廿二史札记》中，赵翼一句也没有提到纪传体发展到后期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弊病。这是什么道理呢？赵翼对社会发展变化有很精彩的言论，他的诗句：“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而且速度很快，好像有一个无比的巨大的力量在拨动这个演变的车轮一样，天天在变化，天天在发展，天天有不同。有这么一个观点的人，他却没有提到纪传体二十四史出现的毛病。这其中的原因，最关键的就是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以后，二十四史是皇帝钦定的，是仅次于《六经》的经典，将来的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也依旧要用纪传体这样修下去。因此赵翼没有勇气去说纪传体有了什么毛病。那谁有勇气敢说这个话呢？只有章学诚。因此，需要联系时代背景，才能进一步更加认识到章学诚学说的价值。

 

以上讲了三个方面，都是我论述的重点。首先是章学诚对“道”的探索，历史哲学层面的成就是时代的光辉，是乾嘉时代思想学说的优秀成果。其次，他对烦琐考证学风的有力针砭，引导了后面像龚自珍、魏源等人更激烈的批判，推动了经世致用在清代出现第二次高峰。再次是章学诚提出了历史编撰改革的方向，这个是白寿彝先生总结出来的，我专门论述过，写有一万多字的文章。在19、20世纪之交，一直到20世纪初年，像梁启超、章太炎他们构思中国通史，在总体上用的就是纪传体的多种体裁互相联系、互相补充，而又把纪事本末体反映历史大势的特点融入里面。再往后，罗尔纲先生写《太平天国史》，也是往这个方向加以实践的。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更是发挥纪传体记载全面、容量广阔、诸体配合的优点并以现代加以改造的成功典范。

 

这就说明，撰写这部书稿，做认识章学诚、解读章学诚这个工作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又是同我的志向、同我的兴趣完全吻合。我从大学本科毕业就对史学史有兴趣，主要是受了中山大学刘节教授的影响，可是报考他的研究生以后，他受到了批判，我没有当成他的研究生。到1978年，全国恢复招考研究生，我报考了白寿彝先生，就等于第二次被录取为研究生。我做学问受影响最重要的是白寿彝先生，从此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史学史园地孜孜不倦地追求。写完了《文史通义解读》的书稿以后，我看到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写给作家屠格涅夫的信，说：“找到自己的道路，认清自己的位置——对一个人来说这就是一切，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实现了自我。” 别林斯基的这段话引起我心中强烈的共鸣！我写了十几本书，这本书是最后一本，也是十几本著作中我很重视的几本书之一。

 

章学诚的学术，回答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时代精神，体现了时代的智慧。我认为，他的学说、主张有启蒙的意义。中国古代创造了很灿烂的文化，传统文化有很多精华；但与此同时，封建制度下的古代文化也有负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社会前进需要加以清理的。由于它长期沉积，惯性非常强，惰力也非常大，只有社会变动很激烈，像明清之际“天崩地解”，才会有黄宗羲喊出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认为专制制度，是万恶之源。只有这时候，出现了侯外庐评价的明清之际三位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王夫之当时有了著作，但是还秘藏在民间，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湖南学者、魏源的好友邓显鹤等人发现了以后，从事编辑，募集了资金才开始印行。所以清代第一次的思想启蒙，是侯外庐说的清初早期思想启蒙。章学诚处在乾隆晚年、嘉庆初年，是时代大变动的前夜，他发表这些言论也有启蒙的意义。我们这样评价，是更加恰当的。他的学说具有的启蒙意义，除了以上讲的三个方面以外，还有一项，我没有时间充分展开，在这里提出来，有兴趣的学者可以做，就是他教育思想的精华。章学诚不主张死记硬背、人云亦云，反对做自己不能够胜任的、没有兴趣的东西，认为应该以“性”与“情”为基础，做自己兴趣爱好相接近的学问。这里面就包括独立思考的能力，反对死记硬背，反对因袭成风，要敢于创造。他的教育思想包含在他的家书、给友人的信件，还有他在书院做的同书院有关的一些文章、发表的言论之中。我的这部书对章学诚的家书非常重视。虽然这些家书是他写给孩子的，但是亲切有味，而且贯穿了我刚才说的教育思想。七篇家书我选了六篇，比例非常大。他给友人的信件，与书院有关的言论也涉及他的教育思想，因为篇幅的限制，没法多选。特别是他要离开河北的一个书院，在临别时候写给书院学生的一篇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包括十几个大问题。要离开书院了，别人在这时候慌着收拾行李走路，他却详详细细，反复叮嘱，作为与诸生“留别”，这是何等的胸怀！其中主要部分就是做学问要符合自己的性情，要与自己的性格相近，要独立思考。把这些家书、信件、书院相关的文章综合起来研究，写章学诚教育思想的精华这一类的题目，这是拓展新的研究领域，证明在近代前夜，除了他那些历史哲学的探索，学风方面的积极主张，历史编撰的见解以外，还有教育思想方面的精华。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更全面、更丰满、更立体的章学诚。

 

 

（本文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