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先秦诸子起源是关系诸子学近代转型的关键性议题之一。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钱穆先生关于先秦诸子起源的论述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揭示了其说在中国近代诸子学上的学术意义与思想价值。这一专题研究对钱穆学术研究与中国近代诸子学研究有所推进。

 

作者简介：李长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在《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与文化》等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项。

 

 

 

摘要：先秦诸子起源是关系诸子学近代转型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钱穆既不完全否定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又不完全赞同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而是认为“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其中，开诸子之先者为儒家，而“儒家起于艺士”；继之而起的是墨家，而“墨家起于工人集团”。此后，“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这些观点在当时学界引起了较大关注，可以说进一步澄清了诸子起源的真相。当然，钱穆的观点不能成为定论，但其着眼于社会生活流品的思路，无疑开启了诸子起源研究的新方向。而其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彰显了诸子学的平民精神。

 

关键词：钱穆；先秦诸子起源；社会生活流品；平民精神；中国近代诸子学史

 

 

 

近代以来，诸子学复兴。最先为章太炎，“以佛理及西学阐发诸子”；其次是梁启超，“从日文里窥见西方学术的大要，也猎涉佛学，用来治诸子”，并“对中国学术作系统的整理”；嗣后，胡适“游美归，拿实验主义的眼光来治诸子，最注重各家的辨证法”；于是，“诸子的研究遂成为一时的风尚”。受此学术风气的影响，钱穆早年即开始治诸子学。此后，其先后出版《孟子要略》《墨子》《惠施公孙龙子》《老子辨》《先秦诸子系年》等诸子学研究著作，提出了诸多颇有建设性的观点。可以说，继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后，钱穆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诸子学研究体系，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近代复兴与发展。

 

钱穆关于先秦诸子起源的探讨则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证。受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影响，钱穆开始探索先秦诸子的起源，提出了“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儒家起于艺士”“墨家起于工人集团”以及“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等一系列系统的观点。这些观点为当时学界探讨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或有鉴于此，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才会估定，钱穆是继胡适之后探讨诸子起源及相关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但是，过往学界仅对钱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论述进行了简要概述，或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粗略地估定了这些论述的价值，而未能进一步对钱穆是如何提出上述系列观点、这些观点又产生了哪些影响等基本问题进行专题分析与考察。因此，本文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钱穆的先秦诸子起源进行一次系统的探讨，进而评估这些观点在中国近代诸子学史上的学术意义与思想价值。

 

 

 

一、“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

 

谈到诸子的起源，最具权威性的说法无疑是“诸子出于王官”论。此论出于刘歆的《七略》，定型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具体而言，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要而言之，诸子各出于一个官守。后世沿用，直到近代。1905年，刘师培发表《论古学出于史官》，在“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九流出于史官论”。1906年，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则强调说：“古之学者，多出王官。”《汉书·艺文志》即是证据。总之，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一直备受后世老师宿儒尊信。

 

直到1917年，胡适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才对此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第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第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第三，《汉书·艺文志》所分九流，是“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第四，章太炎认为“古者学在王官”，但此说与“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并非一回事。可以说，胡适提出“诸子不出王官论”之后，一举改变了过往考辨学术源流的“途辙”。

 

而钱穆即是受其影响的一位学者。与胡适相类似的是，钱穆并不赞成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但与胡适不同的是，钱穆并不完全否定诸子与王官的关系，其否定的主要是其中具体的“九流十家”之说。

 

其一，针对传统的诸子“辟犹水火”说，钱穆提出了诸子“可以相通”说。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其中，各家均出于一个官守。而且，各家并不相通，甚至“辟犹水火”。此说定型之后，后世学者基本坚信此说。章太炎即在《诸子学略说》中说：“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

 

针对此说，钱穆提出了质疑。1931年，钱穆出版《国学概论》，其在简要转引了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之后指出：“今考诸子师授渊源，以及诸家所称引，则其间多有出入，可以相通，固不能拘泥于九流、六家之别。”其具体内容有十点。第一，墨源于儒。第二，法家与兵家相通而实源于儒家。第三，法家、兵家又与农家相出入。第四，农家与墨家相通。第五，墨家与名家、小说家相通。第六，墨家、小说家又与道家相通。第七，道家与法家相通。第八，农家、墨家与儒家相通。第九，阴阳家与儒家相通。第十，法家与儒家、道家均相通。因此，传统的“某家者流，出于某官”之说不能成立。

 

有学者指出，揭示出诸子“可以相通”，是钱穆关于先秦诸子学的总体看法之一，而上述具体内容都是其“经过大量考证而得出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钱穆的这一看法与“大量考证”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的。1917年，江瑔出版《读子卮言》，其中有《论诸子百家之相通》一章。书中指出，“百家九流之繁杂，而其学术本无不相通”，然后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其具体结论如下：第一，儒与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均相通。第二，阴阳家与法家、名家、墨家皆相通。第三，法家与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均相通。第四，名家与墨家、纵横家、小说家、杂家、农家、兵家皆相通。第五，兵家与纵横家、杂家、农家均相通。总之，“诸子之学莫不相通”。

 

由上可知，在钱穆之前，江瑔已提出诸子皆相通的观点。而钱穆在治子的开始，即得读《读子卮言》。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钱穆之所以能够提出诸子“可以相通”，应当是受到了江瑔的启发。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二者关于诸子起源的观点并不一致。江瑔基本赞成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并进一步“溯而上之”，提出“九流虽支分派别，而皆出于古之史官”。钱穆则并不赞成“诸子出于王官”论。由此而言，钱穆的诸子“可以相通”说无疑就具备了新的意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钱穆此说的提出，即推翻了传统的诸子“辟犹水火”说。

 

其二，针对传统的诸子“蜂起并作”说，钱穆提出了诸子兴起有先后顺序的观点。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是时，“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因此，“九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总之，诸子兴起的顺序是“蜂起并作”。此说定型之后，一直影响到近代。康有为甚至又本此说，进一步提出“周末诸子并起创教”。

 

钱穆则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33年，钱穆在《古史辨第四册·钱序》中强调说，《汉书·艺文志》所列九流十家，绝非“同时并出”。“各家立名之不同”即是证据。其中，“道、法、名、阴阳、纵横、农、杂七者，就其名即晓其义，而儒、墨两号独不然，显征有先后之别”。因此，“庄周《齐物》、韩非《显学》，惟举儒、墨，旁流不预”。换言之，儒、墨在前，其他各家后起。“即此可定《汉志》九流十家之无据”。直到三十年后，钱穆仍然坚持此说，强调说，先秦学者分九流十家，道、法、名、阴阳家所讲可“简单一语道尽”，惟儒、墨两家所讲，颇难从儒、墨两字“一望而知”。比如，若言墨家第一人为墨子，墨子姓“墨”，故谓之“墨家”。但问题是，儒家何不称“孔家”，故此说实难信。要而言之，“儒、墨两家取义，显当与道、法、名、阴阳诸家相似而有其不同”。进而言之，“两家较先起”。

 

其实，早在钱穆之前，即有学者关注了“诸子之名称”的问题。江瑔在《读子卮言》中提出“墨子非姓墨”，并列举了八个证据。其中前两个证据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古者诸子派别共分九流，墨子居其一。凡传其学者皆曰‘某家’，故传墨子之学亦曰墨家。然所谓‘家’者，言学派之授受，非言一姓之子孙。”“若墨既为姓，而复称曰墨家，则孔子可称‘孔家’，庄子可称‘庄家’”，“此不合于古人称谓之例”。第二，“九家之名，详于《汉志》。《汉志》本于刘《略》，刘氏亦必有所本。而司马谈亦有《六家要指》之论，则其名由来旧矣。然所谓‘九家’者，墨家而外，若儒、若道、若名、若法、若阴阳、若纵横、若杂、若农，莫不各举其学术之宗旨以名其家，闻其名即知其为何学，即九家外之小说家亦然，并无以姓称者。”若墨为姓，是以姓称其学，独异于诸家，此不合于九家名称之例。承前所述，钱穆在治子的开始，就得读《读子卮言》。而这里要补充的是，钱穆曾在《墨子》《国学概论》等著作中重点转引了江瑔的上述观点。由此而言，钱穆此说的提出，当是受到江瑔的启发。但是，钱穆并没有囿于江瑔的观点，而是从“诸子之名称”的角度进一步讨论了诸子先后顺序，认为儒、墨“两家较先起”。

 

由上可知，钱穆认为，《汉书·艺文志》所列九流十家，“决非一源异流，同时并出”。换言之，诸子之学并非一一出于王官。

 

那么，诸子与王官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从“学随世变”的角度指出：“古者治教未分，官师合一。学术本诸王官，民间未有著述，此在周时犹然。”但是，“自周室之东，而天子失官，大人不悦学”，于是，“官学日衰，私学日兴，遂有诸子”。总之，关于诸子与王官的关系，只可谓“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

 

钱穆的这一观点提出之后，在当时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注意。1935年，王伯祥、周振甫在《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中指出：“自从周朝的政治制度建立以后，政教不分，官师合一。教育成了贵族的专利品。”“到了周室东迁，王官所掌的学术流传到民间，于是有私家的教学。同时周朝已经失去了控驭政教的力量，在政治上造成春秋的兼并称霸的局面，在学术上便造成诸子学说的兴起了。”此说与钱穆的“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基本一致。而在钱穆《国学概论》出版的1931年，王伯祥即阅读了此书。此外，王伯祥、周振甫在《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第一章总论中交待说，该书重点参考了钱穆“研究的所得”。准此而言，王伯祥、周振甫的上述观点无疑是参照了钱穆的“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说。而更值得指出的是，二人之所以选择参考钱穆的这一学说，主要在于认为此说是当时“可信的学说”之一。

 

 

 

二、“儒家源于艺士”

 

根据钱穆的判断，诸子“百家的开先为儒家”。那么，儒家是如何起源的呢？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此说问世之后，一直影响到近代。章太炎、刘师培等学者都坚信不疑，或略变其说。1905年，刘师培在《论古学出于史官》中指出：“儒家出于司徒，然《周史六弢》以及《周制》《周法》，皆入儒家，则儒家出于史官。”1906年，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指出：“古之学者，多出王官。”其中，“《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总之，在儒家的起源上，其学出于官守之说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直到1917年，胡适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才对这一传统之说发起了攻击。胡适在此文中指出，“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其中，“《周官》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经设教，而论者遂谓儒家为出于司徒之官”。其实，“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所能梦见”。“此所施教，固非彼所谓教”。此外，胡适还强调说：“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而《淮南子·要略》则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因此，“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应时而兴”呢？胡适没有予以考察。因此，关于儒家的起源，需要进一步探讨。

 

承继这一问题而继续探索的是钱穆。钱穆从“儒”训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1933年，钱穆在《古史辨第四册·钱序》中指出，《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柔乃儒之通训，术士乃儒之别解。”“术士者，犹云通习六艺之士。”比如，《礼记·乡饮酒义》：“古之学道术者，将以得身也。”注：“术，犹艺也。”又如，《列子·周穆王篇》：“鲁之君子多术艺。”由此可见，“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那么，何为“六艺”呢？1936年，钱穆在《儒家之起源》中指出：“《周官·地官·司徒》有保氏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六仪。六艺者，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大戴礼·保傅篇》：‘王子年八岁学小艺，束发而学大艺。’……保氏所教之六艺，则兼通大小言之。要之，为当时贵族阶级几种必修之学科也。其擅习此种艺能以友教贵游子弟间者，则当时称之为艺士，或术士，或儒，是即以后儒家之来源也。”

 

其实，艺士的职业并不限于此。钱穆在此文中还指出：“术士通习六艺，不仅可任友教师傅。知书数，可以为家宰。知礼乐，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由此而言，“六艺之学不仅为当日贵族阶级所必修”，还是“士人进身贵族之一种途辙”。比如，“《左传》宣公二年晋赵盾田于首山，见灵辄饿，问之。曰：‘宦三年矣。’杜注：‘宦，学也。’《正义》：《曲礼》‘宦学事师’，则二者俱是学。但宦者学仕宦，学者寻经艺，以此为异。实则古无专习经艺之事，宦学皆是习为职事，即是仕宦为官。而为官职事，则大体不外上举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也”。而且，“既有宦学事师之人，则必有为之师者。自艺士可以为求宦学人之师，而后艺士之生活，乃渐可脱离贵族之豢养而独立”。要而言之，钱穆认为，儒即是当时社会的一个行业，或称儒，或称术士，也可谓是当时社会一流品。

 

对于上述观点，钱穆非常自信。1942年，钱穆发表《驳胡适之说儒》，即强调说自己的上述观点，“乃自来论先秦学派者所未前道”。于今来看，“未前道”之言稍嫌言过其实。已有学者指出：“原儒问题源自汉代，却非古代而是一个‘近代’问题。”其中，率先进行“原儒”工作的是刘师培。1906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发表《论孔子无改制之事》，指出以《说文》之训观之，“儒为术士之称，与野人为对待”，“犹今日恒言所谓读书人”。而古代术士，以六艺为学，学以求仕，可以入为王官。降及孔子，也以六艺为教，所奉之旨与古术士同。因此，“孔子之学术即蒙儒家之称”。继刘师培之后，章太炎进一步开展了“原儒”工作。1909年，章太炎在《国粹学报》发表著名的《原儒》，提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其中，“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由此可知，刘师培、章太炎皆由“儒”训入手，进行了“原儒”的工作。其中，尤其是刘师培已经认识到，儒为术士，而术士以六艺为学。

 

对照之下，钱穆与刘师培、章太炎的“原儒”观点有相通之处。而且，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曾数次转引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并评论说：“章氏《国故论衡》下卷皆论诸子，而《原名》《明见》诸篇，尤精辟有创见。”今按《原儒》即收录在《国故论衡》下卷。此外，钱穆在该书中讲到“儒业大起”的时候，专门转引了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中的“原儒”观点。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钱穆关于儒的解释是从刘师培、章太炎的“原儒”中汲取了一定的学术资源。

 

当然，钱穆与刘师培、章太炎的观点还是有差异的。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增订本中转引了刘师培的《释儒》，并进行了评论，认为其说虽然“可通”，但“嫌其泛说而不切”，如其“云道术方术，皆由礼乐术艺演变引伸，而非由邑中道引申”，即可证其说之“未谛”。而有研究者已指出，钱穆不取章太炎的“达名”之说，其提出的“六艺说”与章太炎的“类名之儒”相类，但钱穆又认为“儒并非以六艺教民者，而是以六艺为一种职业的训练，以求进身贵族社会”。进而言之，钱穆是在刘师培、章太炎“原儒”工作的基础上探讨了儒的起源，并进一步将自己的观点提炼为“儒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

 

但是，儒并不等于儒家。“儒家的创始为孔子”。那么，孔子是如何开创儒家的呢？钱穆在《儒家之起源》中指出，孔子幼年宦于贵族，又自称好学，其“以天纵之将圣，又好学敏求，不厌不倦，遂以知礼名于鲁国”。“礼之一事，盖可包括六艺中最繁重之一项目”。而孔门所教，“不出六艺仕宦为家臣之学”。因此，“后世遂称孔门为儒家。儒既为艺士之称，儒家即六艺之学”。由此而言，孔子本是当时艺士之一。

 

不过，孔子又不同于一般艺士。钱穆在此文中还指出，艺有大小，“射、御仅儒学之一体，不足以尽儒学之大。求尽儒学之大者必贵乎知礼”。不过，知礼也有差等。“或人之所谓知礼，乃指知若者为何器，若者何乐而已。孔子之所谓知礼，犹当知若器若乐之当何所适用。”然而，“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陪臣又僭大夫，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此”。而且，“儒者以其艺希得进身贵族而得其豢养，今乃欲以我之所习，格彼之所好，求其舍彼以从我”，绝不可得。因此，孔子之始，“则怀其宝而迷其邦，好从事而亟失时，非不欲仕而终于不仕。及其既也，则知其不可而为之，栖栖皇皇，所知不合，非不欲仕而仍终于不仕。孔子之自处如是，孔子之属望其门人弟子者亦然”。进而言之，“在孔子以前，儒者习艺惟以求仕，及孔子曰谋道不谋食，乃有不求仕之儒”。同理，“在孔子以前，儒者习艺惟以求用，及孔子而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乃有舍则藏之儒”。于是，孔子即“超出于一般宦学求仕之艺士，而特成二千年来儒学之一段精神”。

 

总之，钱穆认为：“儒乃艺术之称，在孔子前已有，乃当时社会一种谋生之行业，及孔子乃超乎谋生行业而上，以特成为一种救世学术。”而“因为孔子自身也是一个儒士，所以后世称他的学派为儒家”。

 

钱穆的上述观点提出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关注。1934年，胡适发表著名的《说儒》，认为儒是“治丧相礼”的一种职业，孔子则是这个职业里出来的一个有“远见的领袖”，但其又强调说：“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老子也是儒”。胡适的这一观点显然与钱穆“大异”。1935年，有位作者则批评说，钱穆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通史及上古史，在有些地方，未免太爱用“搭桥的办法”，其提出的“儒是艺士”就是一个例证。不过，还有一大部分学者认可钱穆的观点。1935年，冯友兰发表《原儒墨》，即转引了钱穆《古史辨第四册·钱序》中关于“儒的起源”的观点，然后表示这一观点是“对的”。1942年，陶希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讲到孔子时转引了钱穆的《儒家之起源》。1944年，李树青发表《论知识份子》，简要转引了钱穆《国史大纲》中关于儒的看法。1948年，嵇文甫发表《儒家学说的贵族性》，在钱穆等人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儒是古代贵族文化的保持者”。由此而知，关于儒与儒家的起源，钱穆的上述观点在当时学术界无疑是代表性观点之一。

 

 

 

三、“墨家起于工人集团”

 

按照钱穆的判断，“继续儒家而起者为墨家”。那么，墨家又是如何起源的呢？关于这一问题，古来有不同的观点，“有谓墨学出于儒家者”，“有谓墨学出于夏禹者”，“有谓墨学出于王官者”。其中，“墨学出于王官”一说，出自《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的记载。此说“流传最久，一般学人崇奉亦最坚”。直到近代，章太炎、刘师培等学者都还“崇奉”此说，或略变其说。刘师培在《论古学出于史官》中指出：“考之《周官》之制，太史掌祭祀，小史辨昭穆，有事于庙，非史即巫，则墨家出于史官。”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则指出：“古之学者，多出王官。”其中，“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要而言之，在墨家的起源问题上，“其学出于王官”说一直享有学术权威的地位。

 

直到1917年，胡适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才推翻了这一传统学说的权威性。胡适在此文中指出，“九流无出王官之理”。“其最谬者，莫如以墨家为出于清庙之守”。“墨者之学，仪态万方”，绝非“清庙小官”所能产生。总之，墨家不出于王官。此外，胡适还强调说：“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之学派者”皆无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而《淮南子·要略》则认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其中，“有儒学之敝，礼文之烦扰，而后墨者之教起”。但问题是，墨者为什么会“烦扰”礼文而“应时而兴”呢？胡适并未予以探讨。因此，关于墨家的起源，需要进一步考察。

 

“接着讲”的是钱穆。钱穆是从“墨”训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墨子姓墨名翟，历来无异辞。”直到1917年，江瑔出版《读子卮言》，才引发了真正的质疑。江瑔在该书中提出：“墨子之称‘墨’，为学问道术之称，而非墨子之姓。其得名之故，实由于‘瘠墨’‘不文’‘以绳墨自矫’而来，故曰‘墨’。”此说提出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钱穆即是其中一位。1930年，钱穆出版《墨子》一书，对江瑔的上述看法进行了评论，认为“江氏疑‘墨’为道术之称，其论极是；至说墨字之义，则尚有未尽”。

 

那么，墨究竟是何义呢？钱穆在《墨子》一书中先是指出，“墨”乃古代刑名之一。根据钱穆自述，《辞源》为其提供了线索。大约在1918年，钱穆购买到一部浙江官书局的《二十二子》，然后依次阅读，当其读到《墨子》时，“开卷即觉有错误”，遂决定作《读墨闇解》。但问题是，“《墨子》乃先秦古籍，迄今越两千年，何竟无人发见其书中错误，必当有人讨论及此。”于是，钱穆“一时突发奇想，拿商务印书馆的《辞源》翻出，查‘墨’字，查到一条《墨子闲诂》。上面说明此书是何人所注，这本书拿许多《墨子》书中的问题都解决了”。其实，除了发现《墨子闲诂》这一信息之外，钱穆应该还看到其他关于“墨”的信息。而其中一个信息是，墨的一个解释是“古五刑之一”。由此可见，钱穆首先是受到了《辞源》“墨”字条相关记载的启发。

 

受此启发之后，钱穆进而提出，“‘墨’为刑徒，转辞言之，便为奴役”。为了证明这个新观点，钱穆列举了六个证据。第一，根据《墨子·贵义篇》的记载，墨子至楚，穆贺见墨子，“以墨道为贱人所为”，墨子也“自以农夫庖人相比”。第二，根据《吕氏春秋·高义篇》的记载，“墨子弟子公尚过为越王迎墨子”，墨子自比“宾萌”，而“宾萌”即“现在所说的客籍流氓”。第三，根据《墨子·备梯篇》和《淮南子·泰族训》的记载，“做墨子弟子的都要服役”。第四，根据《孟子·尽心》《荀子·非相篇》等的记载，“墨家为便于作事行走，故从当时贵族阶级体面的冠履制度下解放出来，截发突顶，穿鞋放脚，弄得和刑徒奴役一样，自顶至踵，无不失礼。孟子时主张以礼援天下的，故说‘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实是讥斥责墨子的话”。第五，根据《荀子·礼论篇》等的记载，“现在墨子正是主张桐棺三寸的葬礼，自齐于刑余罪人，故荀子指斥他为至辱”。第六，根据《荀子·王霸篇》的记载，荀子“斥墨子之说为役夫之道”。总而言之，“墨”的真义为刑徒，相当于现在的劳工。而这一观点，无疑是建立在大量的考据基础上得出来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钱穆此一观点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当是受到时人的影响。1922年3月，吴虞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墨子的劳农主义》，认为墨子主张劳农主义，是劳农主义的“先觉”。同年10月，张纯一出版《墨子闲诂笺》，书后附有《墨子劳农主义之源流》一篇，对墨子之劳农主义进行归纳，认为其劳农主义包括平等观、互助论、尚勤劳以及均贫富。由此可知，早在钱穆之前，吴虞、张纯一即认为墨子主张劳农主义。而钱穆则十分关注刊发吴虞文章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有研究者统计，钱穆1921年至1923年期间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20篇文章。此外，1924年，钱穆在《东方杂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墨辩探源》，并在文中专门引用了张纯一《墨子闲诂笺》的看法。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钱穆对吴虞、张纯一的“墨子的劳农主义”说有一定的了解，并进而提出了墨为刑徒、相当于劳工的观点。

 

当然，二者的看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吴虞、张纯一只是认为，墨子主张劳农主义。而钱穆则进一步提出了墨为刑徒、相当于劳工的观点。而且，至1933年，钱穆还在《古史辨第四册·钱序》中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提炼为，墨之得名，与儒一样，“系当时社会生活之流品”。此后，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又将其称为“人物流品之一目，人生行业之一端”。

 

不过，墨不等于墨家。“墨家的创始人为墨子”。那么，墨子是如何开创墨家的呢？钱穆在《墨子》中转引了《淮南子·要略》中“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看法，然后指出：墨子鲁人，生当孔子卒后，受到了来自儒学的“最深切”的影响。比如，墨子“痛恶贵族阶级的奢僭，而要加以矫正”。又如，其“重视古官书，时时称道”。这些都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

 

但是，墨子虽然受学于孔门之教，后来却自创新教。那么，墨子为何要自创新教呢？这无疑与其出身直接相关。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墨子家世不可考，似乎是一劳工。”此后，钱穆又在《中国学术思想十八讲》中补充说：“墨子本人未必受过刑罚，但彼可能是一工人。至少他擅于工艺制造，而又是主张过一种工人生活的。”总之，墨子至少“颇像一工人”。

 

可以说，正是这一“颇像一工人”的出身，成就了墨子的学术。钱穆在《墨子》中指出，墨子“澈底反对古礼，反对一切近似贵族的生活；因而反对礼乐，反对儒家，又反对仕进”。其正面则“提倡劳役的人生，以自苦为极，把黥墨的生活来做人类普遍的榜样”。基于这样一个立场，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非攻”“非命”“非儒”，并进而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兼爱主义”与尚贤事能的“尚贤主义”。不仅如此，墨子还进一步从“兼爱主义”上建立了哲学根据的“天志”，附带着说“明鬼”，同时从“尚贤主义”上引衍出去，建立了政治理想的“尚同”。最后，墨子则把“尚同”综合到了“天志”上。因此，初期的墨学有一层很厚重的宗教面幕。总之，墨子建立了一整套的“墨道”。因此，当时称此派学者为“墨家”。

 

钱穆的上述观点提出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已有研究者指出，冯友兰、嵇文甫、杨荣国、陈伯达、吕振羽、范文澜等学者基本接受了墨子为奴隶或劳工的观点，并进一步强化或引申。其实，接受钱穆观点的还有蒋伯潜、李树青等人。不过，当时还有部分学者对此持批评态度。1935年，有位作者批评说，钱穆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通史及上古史，在有些地方未免太爱用“偷天换日的办法”，其提出的“墨不是姓，乃古代刑名”的观点就是一个例证。1936年，顾颉刚、童书业发表《墨子姓氏辨》，认为“钱说极辨”，但“立说类嫌牵强”。其实，“墨子为宋公子目夷之后”，墨姓即来自目夷氏。1937年，方授楚出版《墨学源流》，其在该书下卷第一章附录中指出，钱穆“虽列六证，但仅足以见墨子出身贱人，勤劳刻苦，富于牺牲精神，而不足以证墨非姓，而为刑徒奴役之义”。可见，关于“墨”义这一问题，钱穆的观点已是“为世所重”的代表性观点之一。

 

 

 

四、“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

 

除儒、墨之外，诸子还有其他诸家。那么，其他诸家是如何起源的呢？承前所述，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与儒、墨两家一样，其他诸家皆出于王官。此说一直相沿到近代。1906年，章太炎则认为，“古之学者，多出王官”。总之，这一传统之说备受后世学者尊崇。直到1917年，胡适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认为其他各家皆不出于王官，而是“应时而兴”。此文一出，其他各家出于王官的传统观点遂发生了动摇。

 

与上述观点不同，钱穆认为，“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那么，其他诸家又是如何“从儒墨生”，但又各自成家的呢？钱穆以学随世变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

 

首先，三家分晋之后，“礼坏而法立”。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提出，“晚周先秦之际，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为一变”。那么，其依据是什么呢？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指出：“逮孔子卒，而儒益大昌，曾子见尊于费君，子夏教授于西河，然季孙专鲁，魏斯篡晋，皆非孔子‘君君臣臣’之道，而曾子、子夏勿能正。盖至是而西周以来贵族阶级所以维系永久之礼，则已荡弃无存矣。儒者本务知礼，而礼终不可行。学术随世风而变。”由此而知，此时儒家思想暂转入消极的道路。

 

但此时，又有重新走上积极的新路者，“急功利而明法”，遂成后来之所谓法家。李克、吴起、商鞅可为代表。具体而言，“李克即李悝，子夏弟子，相魏文侯。吴起，曾子弟子，用事于魏、楚。李克著《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为法家祖。吴起为魏西河守，令民偾表立信。商鞅变法，先之以徙木。又李克尽地力，吴起在楚令贵人实广虚之地，商鞅开阡陌，徕三晋民使垦殖。又三人皆善兵事。商鞅之政，皆受之于李、吴。”因此，法家并不源于道德，而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是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

 

其次，至于七国称王，“周礼尽废”而诸子“风发云涌”。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指出，晚周先秦之际，“徐州相王，五国继之，为再变”。然后，其在正文中则进一步指出：“齐、魏会徐州前，均已称王。徐州之会，特国际之相承许。其先大夫称侯，尚乞周室赐命。今称王，则与周为敌体，更不须周命矣。”可谓是“七国称王，周礼尽废”。但是，游仕逐渐得势。“其时立说纷歧，益臻烂漫”。除儒、墨之外，又有五家。

 

公孙衍、张仪等“以法术保持禄仕之进步活动”。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公孙衍、张仪为纵横家的代表。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指出：“若韩非之言，申子之所以为治，与商君绝异。”自此而往，“乃为公孙衍、张仪结轼连骑于诸侯之间，颉颃以取重，而韩昭侯黄犊之察，弊裤之守，亦无以为驭矣。故自鞅起之变而为申子，又自申子变而为仪、衍，亦战国时代升降一大节目”。由此而言，纵横出于法。

 

许行倡“并耕”之说。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指出，许行是墨子再传弟子。其证据有两个。第一，《吕氏春秋·当染篇》载：“禽滑殹康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殹康，田系学于许犯，显荣于天下。”禽滑殹康即禽滑厘，许犯即许行。第二，许行之至滕，曰：“愿受一廛而为氓”，“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履织席以为食”，此墨子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之遗教。而许行之言曰：“滕有仓廪府库，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此墨子非礼毁乐之绪论。由此而言，“许行并耕之说，盖自兼爱蜕变而来”。总之，“农之源于墨”。

 

惠施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钱穆在《惠学钩沉》中指出，惠施是墨徒。二者同在“本于爱而主尚用重功，本于爱而言非攻寝兵”。但是，二者“论所以有爱则异”，“墨本天志，而惠则辨于物情。故曰：‘天地一体，泛爱万物也。’彼其所以泛爱万物，由于天地之本属一体。”这是其学说“特创之点，最为其精神之所在”。钱穆在《中国思想史六讲》中进一步解释说，墨子只讲爱人，如“视人之父如其父”。其是在讲人伦，没有涉及人以外的万物。惠施说：“泛爱万物”，爱的范围，比墨子更扩大了。因为，惠施说“天地一体”，则扩大了原来的论点，“变化了由宗教的、信仰的、上帝的意旨，成为接近科学的、理论的、自然界的实相，万物一体”。要而言之，名源于墨。

 

宋钘语“心之容”“情欲寡”。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指出：“名家者流，大率取譬相喻，务在众晓。”而“宋子书多此类，所以归之小说家，而实与当时名家辨士白马非马诸论相通流”。因此，“小说又名之别派”。

 

庄周倡“无治之论”。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指出，庄周是道家的代表。“庄周，却聘不仕，迹近陈、许。倡无治之论，足为‘并耕’张目。称神仙之术，足为‘蚓操’解嘲。此亦闻墨家之遗风，故非礼乐，弃政治，而流入于冥想者也。”因此，道源于墨。

 

最后，齐秦分帝，诸子渐趋一统。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指出：“齐秦分帝，逮乎一统，为三变。”因此，如何“一统”遂成为诸子共同关注的焦点。其著者有三家，其一是老子，其学大要在于“反尚智，反好动，反游仕食客”；其二是荀子，其主张“礼治”，“去世袭之贵族而以才智为等级”，主张“以圣王为师，以王制为是非之封界，主定学术于一尊”；其三为韩非子，其“抱有强烈的阶级观念，澈底主张贵族阶级统治者之私利”。总之，“三家立论各不同，然主裁抑战国末年游仕高张之气焰则一”。而且，“三家议论，皆已为秦、汉统一政府开先路”。

 

其实，除了上述三家之外，还有二家。其一是邹衍。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指出，邹衍“兼综儒道以立说，其学盛行于燕、齐”，“大抵以自然界现象，比类之于人事，则庄、老之自然，与儒、家礼乐，同出一贯。又以阴阳天地表君臣上下尊卑，取形名法家之旨，近于专制，为在上者所喜”。要而言之，“阴阳为儒道通囿”。其二是吕不韦。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指出：“诸子争鸣，至战国晚季而益烈，是非樊乱，议论百出。秦一天下，学术随政治而转移，乃亦有渐趋统一之倾向。吕不韦著《春秋》，意在荟萃群言，牢笼众说，借政治之势力，定学术于一是。其后获罪而死，其功未竟。”要而言之，二家“皆有汗漫兼容之势，森罗并蓄之象”。

 

由上可知，钱穆认为“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而且是“学随世变”。

 

钱穆的上述观点提出之后，在当时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共鸣。1935年，王伯祥、周振甫在《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中主要参考了钱穆《国学概论》中“先秦学派，不出儒墨两流”的论述，对“诸子演变”进行了“鸟瞰”。1945年，曾资生在《东方杂志》发表《两汉的黄老思想》，开篇即指出：“先秦典籍无道家之名，孟子以杨墨并称，谓天下之学不归于杨则归于墨，而其他古籍所托如韩非显学，则大都以儒墨并举。是名、法、阴阳与道家实际均渊源或包括于儒墨之内。”此论无疑与钱穆的“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钱穆提出的“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说在当时学术界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五、余论

 

综上所述，先秦诸子起源是关系诸子学近代转型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钱穆既不完全否定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又不完全赞同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而是认为“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其中，开诸子之先者为儒家，而“儒家起于艺士”；继之而起的是墨家，而“墨家起于工人集团”。此后，“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这些观点在当时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可以说进一步澄清了诸子起源的真相。

 

当然，钱穆的上述观点并不成为定论。不过，其从社会生活流品入手的思路，无疑为当时学者继续研究诸子起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承前所述，冯友兰基本赞成钱穆关于儒、墨两家起源的看法。受此启发，冯友兰则进一步提出了自家之言。即儒家出于文士，墨家出于武士（侠），名家出于辩士，法家出于法术之士，阴阳家出于方士，道家出于隐士，“杂家便是把一切的学说杂在一起”。借用顾颉刚的话说，冯友兰的观点可谓是“后出而很近情”。

 

其实，较之于研究思路的开新，我们更关注的是其说的思想价值。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诸子的地位骤降。直至清末民初，子学的地位提升。学者们纷纷揭示诸子学的价值。顾颉刚认为，胡适于1917年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否认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谓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诸子之学之真价值和真地位乃完全显著”。于今来看，这一判断不乏过誉之嫌。钱穆《国学概论》中即批评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于各家异相极为剖析，而于各家共相未能会通”，故“无以见此一时代学术所以与他时代特异之处”。而只有弄清先秦诸子的“共相”，才能够真正彰显其真正的价值。

 

那么，先秦诸子的“共相”是什么呢？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则进一步阐述说：“儒”者，譬今之所谓绅士；“墨”者，譬今之所谓劳工。“必贵族之阶级既坏，而后‘儒’‘墨’之争论乃起。……孔子之正名复礼，本贵族之见地而言之也。墨子之天志，兼爱，本平民之见地而言之也。其抨击当时贵族之生活者同，而所以为抨击者则异。”此后，其他诸家则不出儒墨范围。要而言之，“所谓诸子学者，虽其议论横出，派别纷歧，未可一概，而要为‘平民阶级之觉醒’，则其精神与孔子为一脉”。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再次阐述了上述观点，强调说，儒、墨两派其说不同，但有着共同的精神，即“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批评和反对他们当时的贵族生活”。而“以下战国学派，全逃不出儒、墨两家之范围”。由此而言，先秦诸子的“共相”是一种反对贵族生活的平民精神。

 

而揭示先秦诸子的这种平民精神，可以为当时学者挽救“时局”提供思想凭借。1933年，钱穆在《古史辨第四册·钱序》中指出：“诸子自儒墨，为民间家学崛兴以承王官学之衰微。”但是，“自秦以来，家学常屈，官学常伸。则宜乎其偃息无生气。至于今则开有史未遇之奇变，科举废，王朝绝，家学复兴，斯其会矣。而时局艰虞，民生无日，有甚于战国。人标新解，家擅独诣，纷纷藉藉，往者家学蓬勃之风，亦郁郁乎其若将复起。而彷徨瞻顾，求其巨识深心，挚诚毅魄，若往昔儒墨开宗孔丘墨翟其人者何在乎？斯乃关心中国民族文化之前途者所共有之慨想。”而钱穆即是其中的一分子。其热心于先秦诸子（起源）探讨，彰显诸子的平民精神，“岂无故而然哉”！

 

 

 

（本文原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史学研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