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受到新文化史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革命史研究由挖掘革命的因果关系转向呈现革命的过程。这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于革命中文化和意识作用的研究。本文梳理了革命中的阅读与学习、记忆与仪式、人与日常三个主题下新近的代表性研究。政治文化史的研究着力于革命集体行动背后不显见的价值观、逻辑以及规则的生成。深入探究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文化需要研究者深刻把握政治、社会与文化三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关键词：新文化史；政治文化；阅读与学习；记忆与仪式；日常

无论是传统革命史还是新革命史，既往研究长期忽视革命中的意识和文化因素。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史方法论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学界涌现出一批有关革命文化的研究。本文梳理了革命中的阅读与学习、记忆与仪式、人与日常三个主题的新近代表性研究。作为一个初步的整理，本文无意覆盖近年革命文化研究的全貌，仅希望通过梳理主要问题，为相关领域的推进与发展作出贡献。

一、革命中的社会、文化与政治

我们经常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新中国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0世纪中国革命带来的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全方位的变革，它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中共党史、革命史领域，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持续推进学术化进程，夯实基本史实，挖掘丰富材料。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张静如提出的“综合性”社会史，还是近期李金铮提出的“新革命史”，史家都意识到有必要将中共革命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平台，挖掘和呈现其独特性。

在“高山滚石”般的近代变革中，与晚清维新、辛亥革命和国民大革命相比，中共革命首先是一场深入日常的社会文化变革。革命触角深入中国社会，并非是短暂的暴力革命所能实现的。无论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还是对农民、城市底层的宣传、教育和动员，中共追求的是一种整体性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前所未有的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变得十分重要，其范围和意涵也清晰可见。文化不再仅仅隶属于精英和书写文化，文化是社会的、日常的、在地化的，也必须是政治的。改变既有的观念、生活方式，建立新的社会风尚和秩序，是中共社会文化革命的重要理念和思路。这一试图改天换地的过程，是新与旧的博弈，有延续也有断裂，会出现阻力，也会生产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中共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应对，做出哪些调整，涌现出的干部和革命群众是怎样一个群体，这些都是直接逼近中共政治文化内核的问题。

近些年研究者经常谈政治的“技术性”面相。媒介的运用、组织化和程式化机制的建立的确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从近代西方政党兴起的历史来看，西方现代政党依靠科技、媒介，程序化、工具性地传播政治信息，实现政治的大众化。但必须指出的是，滋生这一现代化政治的土壤是资本生产和资本复制时代的社会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行政管理学在中国大陆流行开来，但整个领域并没有批判性地反思西方政治现代化生长的土壤。当学者把这些强调“技术性”和“工具性”的理念引入中国革命研究中，首要的问题是，中共革命的社会、文化土壤是什么样的？李军全在其对节庆和革命政治传播的研究中就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是一场发生于长期远离政治宣教的广大乡村中的现代革命”，乡村并不具备现代化政治宣传条件和技术，抗日根据地条件异常艰苦。中国传统社会的残存和瓦解，农民和城市底层的识字问题，新、旧社会力量的并存，这些都是中共在进入乡村时必须正视的现实。

中共革命意图的“大众化”“通俗化”，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化”和“技术性”信息传播的过程，绝非“党挥手，群众跟谁”这样一帆风顺，“控制与被控制”一般机械化。地方性因素和群体的多样性是中共推进革命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党媒阅读、政治学习、民俗和仪式，这些不仅仅是传播中共意图的工具，同时是我们考察中共改造社会和既有文化的“现场”。新文化史的微观视野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研究工具去捕捉中共革命实践的历史瞬间。中共革命如何改变群众的观念，如何改造和吸收地方传统 “旧瓶装新酒”，政治组织力如何配合渗透，改造或革命了哪些，又延续了哪些？我们只有在搞清楚革命深入社会、文化的过程，才能更清楚地回应，革命时期的中共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力量？与资本复制时代的西方政党政治和大众文化相比，与“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王朝更迭相比，中共革命揭示的是怎样的“现代”经历？

我们对于政治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有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具建设性的评析和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大革命后，政治深入社会和日常，文化被政治征用和工具化，社会被整合动员，这在国共两党历史中并不鲜见。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文化与政治的交织状态是不言而喻的。由此，文化的政治化不应该是我们研究的落脚点，而应该是深入中共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研究的起点和难点。我们的研究要深入挖掘政党政治如何塑造社会、文化，文化又如何融合政党政治、民众和基层，这其中的波折和症候究竟在哪里。张静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倡导用有综合视野的社会史推动党史研究。他曾引用马克思在撰写欧洲革命历史中的一句话：“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也许正是在深入社会、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全面透彻地了解如此熟悉的中共革命，如何改天换地。新近有关革命中的阅读与学习、记忆与仪式、人与日常这三个主题的研究，为我们思考和探索中共革命的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二、革命中的阅读与学习

中共是一个注重在现实中提炼和运用理论的政党。越来越多的党史学者注意到，政治教育是中共向基层拓展革命以缓解危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政治教育是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中特殊的历史现象。从方法上看，政治教育是综合性和整体性很强的研究对象，涉及思想、文化及社会层面，以及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组织和机制化。从经验层面上看，社会、文化史料的搜集和整合相对政治、经济领域而言并不容易。从这两方面来说，阅读史是一个十分有效、可行的切入视角。不同形式和层面上的阅读和学习贯穿中共革命历史，是理解中共政治文化的重要途径。李金铮将“阅读史”列入新革命史的开拓研究点，大概也是意识到阅读史能够打通政治、社会和文化这一点。

刘雨亭关注从社会思潮到政党意识形态这一过程，并提出了“政党与阅读”的重要视角与命题。她注意到清末儒家经典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失去现实支撑，新文化运动后，新知识人以小团体“集体阅读”的方式追求新的社会共同价值。她指出这样的集体阅读和讨论实践，恰恰使得植根于英法工业革命土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本土化的思想潮流，并进一步经过“经典化”的过程逐渐发展成为中共革命中的意识形态根基。研究更进一步指出，经过五四与科玄论战，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活动的实践主体，“有组织的阅读”从党内延伸到党外，成为扩展理论权威和吸纳组织成员的通道。刘文主要关注从社会思潮到党意识形态这一过程，但从思想的层面上来说，并不关注同时期并行的不同派别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诠释；从社会文化层面上来说，也不关心承载从思潮到意识形态这个过程的阅读社会经历本身。这两个层面的缺失，多少使得其叙事缺乏张力和层次，容易陷入传统的党史叙事逻辑中。

另有几位研究者对《论持久战》和《晋察冀日报》阅读史的考察，则下沉到了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层面，探究中共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成因。金伯文跟踪了1938年《论持久战》发表后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下级干部以及民兵、群众中的传播情况。该研究运用根据地干部的日记、回忆录的同时，也运用了报纸以及干部学校和民众教材等史料。研究指出，对于《论持久战》思想的学习和宣传，“干部级别越高，自学比例越大；级别越低，则越需要借助相关课程进行学习”，高级干部自修读书同时也有小组集体讨论，初级干部主要靠上课和讨论掌握。群众和士兵党外层面，政治教育与语文识字学习往往结合起来。金文展示了中共在各层次组织和开展的集体阅读和政治学习平台，并且注意到政工干部这个革命阅读和政治教育的重要群体。可惜的是，文章较少呈现政工干部等作为能动个体在具体环境下的操作和受到的局限，政治教育的“教”和各层次的“学”的经历也少有呈现。文章由此突出了更多中共晋察冀地区宣传的鼓动性和工具性。

相比之下，桑兵的研究呈现出持久战思想传播过程中的层次和曲折。他考察了大量不同类型和派别的报刊关于《论持久战》的报道，在这些文本间建立联系，综合分析持久战思想下沉到社会大众媒体层面时发生的流变。文章表明，大众媒体、社会和精英层面对于《论持久战》的传播和扩散，并非工具性的播散或全盘接受。桑兵指出，1940年前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媒体，诸多关于抗战的言论都秉承了《论持久战》的主要思想，认为毛泽东关于运动战和动员大众的战略，较之国民党空洞的精神统一、领袖崇拜，要更有说服力。另外，桑兵发现，吴半农和胡风等学者、文化人还从经济和文化方面延伸了以军事战略为主的“持久战”的意涵。《论持久战》从中共政党内部下沉到社会，这个思想传播扩散的过程，不是单纯的“通俗化”的过程，也不是“接受”与“不接受”的结果效应。鼓动和呼应的层次和内涵并不单一。

李金铮对党报《晋察冀日报》阅读史的研究试图进一步下沉到社会层面，挖掘“读者的视角”。《晋察冀日报》这份党报的读者不仅有党政军各级干部、工作人员和编辑记者，还包括广大民众。文章呈现了不少群众自愿组织读报组的鲜活历史细节。李金铮指出，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创建出这样一份让干部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是“敌后战争环境下报社、党政军机构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一个网络”。他认为，“《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是一部读者与报纸、与党政军联动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塑造阅读的政治史”。

阅读史下沉到社会层面，研究的核心和难点是阅读经历的呈现，这包括读者的回应，也包括孕育读者阅读生活的社会文化氛围。点、面结合阅读经历的呈现也是较早提出阅读史的欧美新文化史学者研究中的难点。但这个问题放在中共革命文化的研究中，变得尤为关键和困难。因为中共有自觉的宣传话语和明确的党媒机制，比如党报的读者来信栏目的设置有着非常自觉和明确的目的。以这些机制和媒介为平台的阅读经历和史料，多数时候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而非不证自明的经验“史料”。我们如何解构和诠释这些由党媒呈现的个体和集体的阅读经历，是阅读史研究的核心和难点。李金铮在考察读者的阅读反应及其与日报的互动时，主要运用了回忆录和《晋察冀日报》自身的地方报道，来支持他“民众读报都得到了正向效应”的论断。直接引用媒介关于读者感受的叙述以及当事人的回忆，这难免陷入两种境遇：一种是重复印证史料自身的逻辑。李金铮也指出过这种重复史料逻辑的历史叙事和当时的“宣传”类似。另外一种困境是陷入“控制—被控制”的叙事逻辑。这两种线性叙事逻辑无疑遮盖了其中的回环曲折，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能动和界限。

20世纪30年代社会性质论战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乡村社会裹足不前的原因是否是因为农民和农村的愚昧落后？无论答案是什么，在考察根据地农民和底层阅读史的时候，史家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农民哪里来的读报需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有关乡村文化和文字的论述中指出，乡土中国有和城里人不一样的“知识”，只不过不是“文字”。民国政府和知识分子“送字下乡”因而困难重重。中共农村革命动员的成功表明农民不一定永远没有文字、文化的需求。那么，民众识字读报等文化需求是一个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中共宣传媒体的一个有趣现象是跨媒介。1946年《晋察冀日报》的一则报道记载，束鹿县（今河北辛集）郭庄村在1946年初的统累税征收工作，因为读报组的宣传工作及时，不到三天即告完成，当地农民说：“报上已登了，我早准备好了。”这种跨越媒介即媒体链接乡村社会和生产的局面，如果是一种普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农民对于党报的需求和信任如此之高，如果并不罕见，党媒是怎么做到的？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我们深挖史料，扎实论证，也需要我们挖掘孕育阅读群体的社会、思想和地方文化土壤，将革命阅读与农村研究、地方史结合起来，建立更深入的问题意识。

三、有关革命的记忆与仪式

有学者指出，有关革命的记忆是随着时间不停地变化和层层叠加的。比如，郭辉发现 “三二九”黄花岗起义的祭祀级别在民初逐年升高，从同盟会的祭祀上升为国民党的祭祀，而后上升为国家公祭。同时，每年黄花岗纪念日会根据不同的政治诉求制定不同的纪念主题，1930年的“打倒帝国主义”“清共”“清国家派”“改组派”，到了1939年就变为“抗战建国”，1948年变为“继承先烈献身精神，消除‘匪’患建新中国”。陈金龙在研究中也发现中共初期知识分子借助十月革命，在不同的境遇下说明不同的问题。周游发现中共在国民革命初期将列宁革命形象中的民族性和阶级性统一起来，在两党合作趋于破裂的时刻，中共更加突出阶级性和阶级革命的理念。郭若平将“五四”“十月革命”“列宁”这些重要事件和人物，比喻为“浓缩的”符号，它们积淀着层层历史和记忆。

破解符号、诠释意义也就成了记忆和仪式研究者的必要任务。然而，无论是秉承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意义之网”，还是借助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说，中外学者们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无法穷尽或者“还原”意义的全部。与其说研究者在“还原”和逼近历史本体，不如说研究者是以自觉的身份，借助符号和文本“语言情景”，努力打开一扇通往另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窗。这也正是思想文化史“后现代”底色之所在。那么，“问题意识”就在记忆与仪式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

革命史记忆研究中凸显的一个问题意识是，现代民族国家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关系。对记忆和仪式史的研究，从文化和思想角度呈现了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出现。相对于军事外交历史，这是十分重要的贡献。正如诸多民国记忆和仪式的研究表明的，通过民俗仪式、国家纪念日、修书作传缅怀先贤等行为，民国政治精英主体试图建立以共同记忆、共同时空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然而，塑造这样的“想象共同体”并不是近代中国和民国政府的专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运用不同近代民族国家的案例说明，塑造自己民族的历史和记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共性。由此，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呈现近代中国记忆的现代性和本土性。陈蕴茜已经注意到近代中国纪念空间的转换与社会记忆的塑造“更具有现代性与本土性”。值得革命史领域研究者进一步探究的核心命题是如何安放与中共革命有关的记忆。具体的问题包括：中共动员和建构的革命记忆和仪式，与民国政府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如何认识中共动员群众记忆的现代性？中共的记忆动员中是如何安放个体、阶级、性别等不同主体的公共记忆？郭若平等的新近研究为我们进一探究这些革命记忆中的“问题意识”，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郭若平的研究探讨了“五四”阐释与中国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联系。他发现革命意识形态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根据历史情境的变化对五四做出新的解释，他认为，这一方面说明了“五四”思想内涵丰富，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为如此丰富的五四“安置了一个恰当的位置”。相比之下，“五四”在国民党意识形态中不可能取得相同的地位。他认为这与“五四”的丰富内涵以及国民党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联系。郭若平的研究关注五四阐释的同时，也关注中共意识形态的形成，更进一步探索两者之间同构和“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他对“五四”记忆的呈现，也是呈现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形成并彰显其特质的过程。

李军全的研究从媒介传播的角度，考察中共进入农村后组织的节庆仪式。他指出，抗日根据地初创时很多地区的生存环境过于恶劣，不具备政治宣传的基础设施和人员，宣传工作滞后。而在乡村社会有深厚生命力的节庆活动，因为时间、地点和人员集中，是极好的政治宣传和动员时机。他对中共根据地1937年至1949年乡村节庆的研究，揭示出中共如何运用“现代政治权力技术”改造民俗，鼓动乡村大众。他认为，乡村节庆与政治传播结合的过程中，中共主要目标是鼓动民众，不是播散政治理念。

与其他记忆和仪式史有所不同，武洹宇的研究关注有关辛亥革命的公共记忆。文章巧妙地呈现出，清末民初有关革命和死亡记忆的新旧涵义同时存在，旧涵义的消解与新涵义的生成是同时发生的。文章的线索是陵园墓道设计者潘达微选择骷髅雕塑主题的根源。象征死亡的骷髅符号在清末民初死亡文化中颇为盛行，是常见的视觉语码。死亡的含义在辛亥革命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革命前，骷髅主要象征民众苦难和为了改变现状的志士义举。革命后，政局混乱民不聊生，现实苦难并没有改变，当时的辛亥革命话语根本无法诠释革命志士牺牲的穷境。这样，象征民众苦难的骷髅意涵在革命后得到延续，而象征志士义举的情感发生极大逆转，由视死如归的胆气和希望转变为生命虚无的失落与彷徨。七十二烈士陵园的修建与辛亥革命相隔十年，烈士墓的骷髅设计，正是在这样一个“动态的”“意义网络”中追问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和辛亥革命的根本意义。该研究并没有局限于民国政府的档案，同时运用了陵园设计者潘达微的日记、信函、诗歌、书画、编辑的画报等等。作者以历史和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比照文本，捕捉其背后的意义网络、凝聚的时代精神。武洹宇的文章对于公共记忆的关注，与郭辉揭示的民国政府的国家记忆建构同时进行。这恰恰说明了民族国家记忆与公共有关革命记忆的并行。武洹宇认为，这或许是因为骷髅符号所指向的价值与当时民国政府意识形态之间并无明显冲突，也有可能是民初的混乱动荡使得这样的记忆得以生存。

由于学科的历史传统与训练，党史学者往往更注重官方文献和政党政治由上而下的力量和效果。武洹宇、李军全等的研究生发出的一个思考是，革命与记忆的研究中，我们该如何呈现“大众”、公众和社会？陈蕴茜在她的记忆研究中指出“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之间不是不证自明的关系”。当我们将面相公众和社会的“仪式”仅仅理解为由上而下的“政治宣传”“现代政治技术”时，我们是否也假设了每个参与到仪式和记忆中的人是相同的、可复制的？武洹宇研究中陵园墓道设计者潘达微和他的辛亥革命同僚显然不是愚昧的、可复制的。近期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也表明，参与中共改造民俗过程中的农民不是被动、铁板一块，看似一成不变的节日仪式的背后是传统与现代、地方社会与官方之间关系的曲折变化。农村和城市的文化和社会土壤不是“扁平”、无变化的。这些社会层面上的因素不仅仅是经验层面的重要问题，也与问题意识的边界有着紧密的关系。如何发展出融汇社会、文化与革命政治等多层面历史因素的问题意识，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四、革命中的人和日常

如何呈现革命中的人和日常，是近些年革命史、党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这样的探索力求回归常理、常情，揭示革命底色。这个研究路径，不仅源自对以政治和军事为主的、单一的传统革命叙事的反思，也源自对近期“新革命史”的反思。呈现革命中的人和日常的研究，关注行动和结果，更关注过程；关注政治和军事氛围，更关注观念和意识。这些研究普遍认为，革命中的人，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人，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利益的集合体，其选择和行为也不能用政治动员的技术因素来诠释。如何看待革命中的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富有情感欲望的自然人，还是受到各种社会力量塑造的社会人？研究者对这一前提的认识和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研究的路径和问题意识。

革命史研究要回归日常和人，方法论上要求我们在兼顾实证的基础上，大胆地采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近代史研究各领域的成果。以下几篇关注革命日常与人的研究，不仅问题意识新锐，在方法论上也有所创新，并借鉴了城市、乡村社会文化史、文学革命史和劳工社会史的史料和研究成果。

李里的研究《“革命夫妻”：中共白区机关家庭化中的党员角色探析（1927—1934）》探析中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白区城市中的革命实践。文章结合妇女运动史、城市文化史、社会史，展示出与以往以农村和政治军事为中心的研究十分不同的革命叙事。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遭受重创，首次大规模转入地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推行机关家庭化，将党员调配组合成家庭形式掩护机关运作，出现“革命夫妻”的工作组合方式。李里认为此时的“革命夫妻”干部身处双重境遇，既要应对白色恐怖，又要对城市家庭生活方式予以批判，工作机关与家庭这两个公私领域交汇重叠，由此产生的紧张感集中地投射在党员个体上。女性党员干部更是面临多重困境，既要担负起留守机关负责人的角色，又要操持家务。她们不仅要应对白区恶劣的政治环境，还要面对来自党内的不解。女性党员被质疑与“资产阶级太太小姐”一样贪图享乐，脱离群众。“革命夫妻”的历史经验折射出复杂交错的革命日常，“革命夫妻”从理念到实际充满紧张感和纠结，对于置身“革命夫妻”关系中的党员来说，公与私、内与外、革命与日常是很难撇清的。

黄道炫的研究呈现出革命党人深邃的心灵。《“二五八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抗战时期中共青年干部的心灵轨迹。抗战和内战时期中共为了保持自身战斗力，逐步限制约束军队和干部的婚恋生活。当年一批中共青年干部的日记呈现出这一过程中个人内心世界的跌宕起伏。黄道炫认为，这些日记呈现出的个性与党性、个人与集体的碰撞与挣扎，清楚地指向具有崇高意识的个体心灵、革命主体的存在。

黄道炫关注心灵史，旨在探索中共政治文化生命力的源头。在他看来，近些年来革命史研究以具体实证研究为主流，缺乏对于中共意识形态的探索。而中共政治文化所生发的力量 “很难通过量化方式得到展现”，需要从更多角度探究、呈现中共的政治文化。他认为心灵史正是这样的尝试。在他看来，注重理论思考和宏观导向，强调干群平等和群众路线，建立理论联系实际、实践优先的落实机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内部监督等，都是中共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而中共干部是发挥和生成这些政治文化内涵的重要主体，应是我们探索中共文化政治的重点。

冯淼的研究关注革命中的劳工大众和他们的情感与日常。她在研究中追问，革命精英和组织者，如何看待劳工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何应对劳动工人表露出的丰富个人情感、困惑以及琐碎日常。继E.P.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日常的研究，国内外的民国社会文化史、劳工史研究揭示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底层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如同汤普森笔下的英国工匠，20世纪的中国工人群体有不同的地缘、性别、语言等文化差异。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近代中国也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那么，中共革命的问题意识，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军事命题，也是一个社会、文化命题，而且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命题。社会革命的范畴和意涵就不仅仅是政党政治和军事视野下的“行动”和“结果”。社会革命的组织和发展，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塑造改变包括语言、思维和文化的既有日常和习惯。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20世纪的中共革命也是一场深入日常的文化革命。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日常、关注文化的重要出发点。黄道炫在他关于农村革命的研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众在［过去的］精英体制下，养成对既有秩序习惯性的遵从，相当程度上，这是要求变革的中共在文化上的最大阻力。”冯淼的研究关注白区城市革命力量的文化和社会生态，她的研究表明，国共分裂后，中共中央组织遭到破坏，文化组织工作被迫处于自力更生和近乎封闭的状态，而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革命文化人能够最终取得胜利，恰恰是因为当时的中共文化人正视城市劳工大众的多样性，关注底层生活的多样性。该研究问题意识建立在大量叙事性文本史料（如工友与编辑的通信、日记、自传体散文）基础上，结合20世纪30年代城市史、社会文化史和劳工史，揭示这些叙事性史料背后的整体逻辑。

以上研究表明革命、战争等政治境遇塑造并改变了婚姻、两性情感以及日常生活的意涵；无论是革命中坚力量的干部还是被动员的群众，都不是单纯的经济理性人，也无法化约为“利维坦”政治中没有灵魂的机械个体。正如近期对这一领域的反思指出的，研究者面临的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是“在常识的基础上如何继续向前推进，如何在看到中共革命也具有常态化特征同时，发现中共革命的独特之处，寻找并揭示中共革命的内在脉络”。也有学者提倡，将中国革命语境下呈现出的情感、心灵、日常，放在近代国家对个人之规训的历史过程之中，由此理解中国革命的新与旧，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也有学者提出儒家修身修心传统与中国革命“翻心”的关系，探讨传统在中国革命中的继承与断裂。无论如何，我们对于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必须建立在更多有针对性的实证性经验研究之上。

五、政治文化再出发

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被引入后，越来越多的革命史研究由挖掘革命的因果关系转向呈现革命的过程。研究者聚焦文化与意识等曾被传统政治史、社会史所遮蔽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文化史“过程化”“细碎化”的路径有助于革命史研究领域的推陈出新。不仅如此，革命文化的研究需要更进一步下沉到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日常层面，挖掘革命政治“在地化”的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呈现中国革命文化的复杂面相。

新文化史学者林·亨特在其成名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中指出，革命政治使得此前并不被关注的意识形态成为焦点和可以把握的存在。法国人开始重新定义社会、思想和政治行动的范围和含义。这种整套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为之付出的持续努力，即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出现。她认为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对人类现代历史的重要贡献。本文梳理的新近研究表明，20世纪的中国革命改变了我们学习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呈现、讲述和祭奠过去的方式，甚至挑战了婚姻、情感乃至人之常情的意涵。相对于法国大革命，20世纪的中国革命对旧有制度的重塑与变革，更为广泛、彻底和猛烈。我们引入新文化史方法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历史地呈现20世纪中国革命政治复杂多样的面相，深入探究其逻辑和价值，认识革命实践巨大动能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根源。

深入探究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文化，需要研究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政治、社会与文化三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将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非落脚点；将社会和在地化因素作为革命政治的土壤，而非随机因素。在这三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呈现文化、群体、个体的可塑性，彰显政治的边界。深入探究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文化，也需要我们大胆地结合社会史、文学史、城市和乡村史等方方面面的成果，发展出融汇社会、在地文化与革命政治等多层面历史因素的问题意识，动态地呈现和把握革命过程中的人和事。

从人类历史看，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20世纪的中共革命，都是改变人类历史方向的大革命，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从1920年代末苏维埃革命时期开始，中共党人一面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革命运动，一面开始了革命历史的史学化书写，瞿秋白、蔡和森、华岗、邓中夏都为此作出杰出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革命历史书写的工作继续推进。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史研究领域日益繁荣。近些年，革命社会文化研究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信经过研究者的不断努力，革命文化的研究能进一步丰富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观察角度，并为促进革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开辟一条新路。

（原载《史林》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