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摘要：“南洋”概念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明代之际，“南洋”首次作为地理标识被提出；至清朝，其地理范围逐渐清晰，不仅涵盖了当今中国东南沿海，还包括东南亚地区。此后，“南洋”概念并未局限于地理范畴，而是应用于南洋社会实践的多个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丰富含义。

关键词：南洋；明清时期；东南亚；华人华侨

“南洋”一般指东南亚地区，包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然而，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南洋”所展现出的空间特征极为显著，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范畴，也是超越地理的人文范畴。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南洋”见证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在贸易、移民及文化等方面漫长而深刻的交往交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逐渐从一个地理概念演变成一种跨区域的文化象征，并深深嵌入社会实践之中。例如，“下南洋”成为近代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人民前往东南亚谋生的代名词。通过这种具象化的表达，“南洋”概念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不仅在中文语境中，“南洋”概念有着重要意义，在英文语境里，它也有独特的意义。“Nanyang”虽非英语的原生词，但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它常被用于指代古代东南亚的历史形态，着重体现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紧密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语境之下，对于“南洋”的理解呈现出差异。在中文里，“南洋”往往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和感情色彩，这种色彩与华侨和华人移民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而在英文语境中，“Nanyang”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描述性的地理或历史术语，其功能主要用于梳理东南亚在不同时期的演变情况。这种表述上的差异恰恰体现了中西方视角的互补性和差异性，展示了各自语言系统对这一区域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也深刻反映了东南亚在跨文化交流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正因如此，“南洋”成为一座连接历史与当代、文化与地理的重要桥梁，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符号。本文通过对明清实录中关于“南洋”地域概念的详细记载和认知的深入分析，考察这一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出的独特性，并进一步挖掘其背后隐藏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一

“南洋”一词早在宋代便已出现，例如“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等。然而，在当时，“南洋”尚没有明确的地理界定。在明清实录里，“南洋”作为名词累计出现了349次，其时间跨度为1560~1911年。其中，明朝时期仅出现10次，而清朝时期则高达339次。总体而言，该词的使用频次呈现增长趋势，尤其到晚清，其使用频次更高，充分显现“南洋”在这一历史阶段所占的重要地位以及南洋事务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发挥的影响。

“南洋”一词的使用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在《明实录》中，“南洋”主要用于指代浙江附近的海域，从中可以看出“南洋”作为空间概念的雏形已经初现。常见的表述形式有“南洋游兵”“浙江南洋”“南洋游击”等。由此可见，在明朝时期，“南洋”与海防有着密切的关联。至清代，“南洋”作为一个完整的地域范围得到清晰界定：其北界起于长江口以南，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及南海诸岛，东部边界一直延伸至菲律宾，西部边界与越南接壤，南部边界则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并且一直延伸至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在这一地理范围的基础上，清代的“南洋”包括中国东南海域的“南洋”和东南亚海域的“南洋”，这一空间架构使其在地理意义上更加明晰、完整。

首先，在中国东南海域的“南洋”，清廷设定福建、台湾、虎门、沙角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南洋门户”。“门户”通常是指那些在战略、经济或交通层面具备关键意义的地点或关隘，或是某一地区的出入通道、必经之处，或是通往重要区域的路径。福建与台湾一直都是海防的关键门户，福建的港口城市，如泉州和厦门，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台湾作为战略要地，在海洋防务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东的虎门与沙角雄踞珠江口，承担着沿海防御的重要职责。尤其在鸦片战争时期，这两个地方成为中英对垒的前沿阵地，正因如此，虎门与沙角被视为南洋第一门户。这四个“南洋门户”中有两个位于广东省，这充分说明广东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广东也因此被誉为“南洋首冲”。“首冲”意味着广东是南洋区域面向外部世界的防线前端，彰显其地理位置在防务方面的重要意义以及在抵御外部威胁时所扮演的关键战略角色。此外，清廷又视南京为“南洋根本”与“南洋重地”。南京自古以来便是军事、经济及政治的重镇，凭借其地理优势，掌控长江中下游水路，成为内陆与沿海之间的主要交通枢纽。作为该地区的核心，南京不仅是兵力集结与物资转运的中心，更承担着维护东南地区稳定的重任。对南京的有效掌控，既能保障南洋门户的安全，又能维护南洋区域的整体稳定。这体现出清朝对南洋区域海防与内河防御的高度重视。

清廷对这些地理要塞的设定，在南洋地域空间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呈现丰富的地理层次，而且以多元互补的方式，构建起一个深度融合且紧密协作的有机整体。这种层级递进的结构，使得各个节点既能独立履行自身功能，又能相互支持。同时，这种有机协调的布局，赋予南洋地区在军事、经济和交通等领域强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有力地保障了海防体系的整体安全和区域内的顺畅运行。

其次，在《清实录》中，东南亚海域的“南洋”主要通过“南洋华商”“南洋各埠”“南洋侨商”等来体现，以此与中国东南海域的“南洋”相区别。在这一区域内，存在诸多关键战略位置，包括吕宋（今吕宋岛）、噶啰吧（又写咖喇吧，今印尼雅加达）、柔佛（今马来西亚南端一州）、暹罗（今泰国）、曼奈（今泰国曼谷）、文莱（今文莱）、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新嘉坡（今新加坡）、仰光（今缅甸仰光）、爪哇（今印尼爪哇岛）、渤良安（今印尼巨港）等。这些地理位置涵盖了现今东南亚的主要地域范围，从中可以看出清朝对这些地域有着深刻的理解。它们共同支撑起一个高效且灵敏的贸易网络，将当时的重要港口紧密相连，凸显出这些地区在地缘政治中所处的关键地位。

从《清实录》的记载来看，清朝对中国东南海域的“南洋”和东南亚海域的“南洋”的描述是不同的。针对前者的描述性词语有闽省南洋、南洋沙线、南洋通商大臣、南洋海防、南洋经费等，这些词语主要围绕清朝的行政事务、海防安全、经费管理等方面展开；而针对后者的描述性词语则包括“南洋贸易”“南洋吕宋”“南洋咖喇吧”“南洋各埠”“南洋华商”等，重点指向清朝与东南亚之间的商业往来以及跨区域的交流活动，聚焦于贸易运作、海外华人社交网络以及特定地点之间的经济关联。对这两个部分的不同措辞，一方面体现了清朝在海防及对外政策方面的区域性规划思路，另一方面更清楚地展现出各地区在功能特性以及关注重点上的差异。具体而言，前者着重强调的是领海内的防卫工作以及行政管理事宜；后者则更关注贸易发展和跨区域经济网络的构建。这种差异进一步揭示了在不同地理区域中政策导向与功能安排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出现的时间存在先后之别，前者晚于后者。1841年的“南洋北洋之分”可以作为“南洋”指代中国东南海域这一含义的重要参照依据。而在1807年之前，依据《清实录》的记载，“南洋”所指的是当今的东南亚地区，并没有其他诸如“南洋吕宋”之类的描述性词语。

总之，明清时期中国对“南洋”概念的认知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尤其是清朝时期，这一深化过程又随着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二

在历史语境里，概念与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会随着历史背景的变化而改变，其多元的面向与当时的社会认知息息相关。因此，同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地域和文化背景下，可能会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倘若将视角聚焦于南洋本土，这一概念在当地是怎样被认知的？

在南洋本土，似乎并不存在专门用于精准描述其所处地域的词语。在当前国际社会，“东南亚”一词被广泛接受，其起源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1942年，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开始使用“东南亚”这一表述。尽管在此之前，欧洲学术界就已经使用该表述指代这一地理实体。随着国际形势的日益复杂以及政治格局的持续变化，“东南亚”一词逐渐得到广泛应用。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成立，为“东南亚”塑造了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并且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概念的稳定性，使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地位越发稳固。

晚清时期，两个“南洋”概念并行存在，这一现象显示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组“南洋”概念清晰地反映出清代“南洋”总体概念所蕴含的不同层次：其中一个指的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而另一个则广泛涵盖了东南亚区域。倘若暂不将中国“南洋”概念纳入考量范围，清朝时期对于“南洋”的定义始终维持着一致性，即指向中国以外的东南亚地区，包括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群岛。这种一致性体现出清朝在对外认知中，对于东南亚这一地域范畴在概念上的相对稳定界定，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际视野下清朝对周边地域的理解程度。

1911年，清朝的统治落下帷幕。然而，在南洋地区，即便清朝已亡，“南洋”这一概念也并未因此消失，而是在南洋当地的发展进程中持续演变。1918年，“南洋”被概述为四个层次：其一为狭义的“南洋”，它是指位于亚洲大陆东南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岛屿区域，其中涵盖了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其二是广泛的“南洋”，指的是澳大利亚以北、以东的岛屿区域，凡是不属于亚洲或美洲的岛屿，都被纳入南洋范畴，巴布亚新几内亚便在此列；其三是更广泛的“南洋”，其范围涵盖了散布在太平洋中的各个岛屿，即东边不属于美洲、西边不属于亚洲的区域，包括马来群岛及其东部的大小群岛，还有南部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其四是最广义的“南洋”，它不仅包含印度支那半岛，还指代马来半岛、马来群岛以及大洋洲的部分地区。这充分展现出南洋当地对“南洋”概念丰富的、多层次的理解。由此可见，“南洋”概念在19世纪末逐渐演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于现代意义上所指的东南亚地区。这种演变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地域认知的变化和深化。

“南洋”概念的发展并非仅仅局限于地理层面，而是逐步向文化与社会实践层面延伸拓展，其涵盖范围涉及历史、文学、教育等多个领域，已然成为南洋地区社会思潮与文化实践的重要载体。例如，众多以“南洋”命名的当地出版物和杂志，深刻展现了这一理念在文化和社会领域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又如，相关的历史资料不仅数量繁多，而且特色鲜明，它们不仅详细记录了南洋地区的历史变迁，还对当地华人群体的生活与发展状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南洋华侨教育论文集》深入探讨了华侨教育在南洋地区的重要性及其面临的诸多挑战；《华侨中心之南洋》生动展示了南洋成为华侨活动中心的漫长历史过程；《南洋华侨通史》系统梳理了南洋华侨的迁徙轨迹与发展脉络；《南洋华侨》展示了华侨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多重角色及其重要地位；《南洋与创立民国》则研究了南洋华侨对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创立的支持。这些著作为南洋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充分显示出华人社区在地缘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此外，自迁居东南亚以来，南洋华人始终对教育给予高度关注。这种传统体现在他们对华文教育的全力支持以及对所在国语言学习的重视上。在华文教育方面，当地华文学校校长陈抚辰编撰了《南洋华侨国语教科书》。该教材于1912年在印尼雅加达发行，其内容涵盖了基础华文词汇及简短对话，主要适用于五六岁的学生。从教材难易程度来看，它以南洋当地的华人儿童为目标受众，内容难易适中且具有一定深度。值得注意的是，陈抚辰编撰该教材的初衷正是推动南洋地区的华文教育。这项教育实践充分说明南洋华人极为关注华文传承，展示了他们在多元语言环境中出色的适应能力，使得教育成为“南洋”概念的重要体现形式之一。

“南洋”概念已经超越了地理范畴，在南洋地区拥有深远的影响力。不仅如此，这一概念还呈现持续扩展的特性，其内涵在南洋语境中不断得到丰富和深化，尤其在华人社会的实践中得到延续和发展，并逐渐融入南洋当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网络之中。这一演变过程反映了南洋华人社会与中国之间长期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恰恰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社会联系而逐步深化的。在这个过程中，概念呈现出一种双向流动的趋势——它既源于中国对南洋的认知与定义，又通过华人群体在南洋当地的实践和吸纳，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

“南洋”概念的变迁深刻地揭示出其空间变化在地理与实践相互作用下的持续演化进程，从中映射出不同区域对于这一概念的多种解读方式以及赋予它的丰富含义。“南洋”概念始于明代初期，而后在清代逐渐构建起相对明确的地域范围。这一发展过程绝不仅仅局限于地理范畴，而是进一步深入文化、经济以及社会条件的持续变迁等层面。“南洋”概念的内涵、应用场景以及象征意义都在不断地被重新塑造。主导型的“南洋”概念并非独立存在的个体。它在与其他相关概念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常常形成全新的语义体系。这种多维度的延展充分展现了“南洋”概念在空间层面的复杂性。此外，空间维度的变化还促使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发生相应调整。这种调整并非简单的位置迁移或者元素重组，而是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网络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境中，形成全新的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又为“南洋”概念注入了全新的元素。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4年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