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励恒，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摘要：吕振羽于1955年秋至1963年初兼任中央党校教授及历史教研室顾问。他在中央党校的历史教学成就，是他学术人生最后阶段的绚丽华章。他为理论班学员讲授中国古代史，后经整理，成《中国历史讲稿》一书。该书融入了他对中国通史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思考，是对其《简明中国通史》的修正、补充和深化，也是他一生中国通史研究的总结和升华。他为理论班和党校教师所作的十多次专题讲座，从宏观上论述中国历史的特点和规律性，富有理论价值。他平易近人，热情谦逊，学术胸襟开阔，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高尚风范。

关键词：吕振羽中央党校；《中国历史讲稿》；风范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因病辞去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前身）校长兼党委书记职务，1955年到北京之后，与中央党校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被中央党校（当时校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为行文方便，本文均称“中央党校”）聘为兼任教授及历史教研室顾问，对中央党校的历史教学及学术队伍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中央党校的历史教研活动以及在此期间的学术成就，也是他学术人生最后阶段的绚丽华章。关于吕振羽在中央党校的历史教研活动，曾任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主任的魏晨旭和历史教研室教师张锦城发表过回忆文章，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而其他研究吕振羽学术的专著和论文，则鲜少涉及。因此，这一论题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一、七年教学活动

根据魏晨旭的回忆及中央党校有关档案，中央党校与吕振羽建立工作联系是从1955年秋开始的，直到1963年初。这七年多时间以1959年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吕振羽接受了中央党校的邀请，同意为中央党校授课，并被聘为中央党校历史学兼任教授。魏晨旭回忆说：“我和马鸿模同志奉校长杨献珍同志的委托，同去看望吕振羽同志。我们转达了杨献珍同志对他的问候，并正式提出请他为师资训练部主讲中国历史。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感谢杨献珍同志对他的关怀，回忆了他三年以来同杨献珍同志之间的友谊。他欣然答应给师资训练部讲授中国历史。”在这次见面中，魏晨旭提出，希望吕振羽能经常指导历史教研室的教学和研究，吕振羽表示同意，说：“党员理论工作者为中央党校讲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久，吕振羽率中国科学院东方学代表团赴民主德国出席东方学讨论会，会后在国外治病。1956年10月，他出席了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座谈会，与历史教研室的教师进行了学术交流，发表了一些教学建议，并回答了马鸿模、李放村等提出的关于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方面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吕振羽正式进入中央党校工作。1959年秋，中央党校聘他兼任中国历史教授才真正落到实处，安排他为理论班学员讲授中国古代史，同时兼任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顾问。中央党校对吕振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作了周到的安排，给了他一套房子，派了公务员，天热时接他到校内住；天冷后他回北京城内家中时，有一辆专车负责接送。吕振羽也把为中央党校讲课和指导历史教研室的教学研究当作他的主要工作。尽管年老多病，但他不辞辛劳，全力以赴，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分为研究班——为部长级以上干部进修而设；普通班——轮训司局级以上干部；师资训练部——培养地方党校和干部学校的理论教员；新疆民族干部班（以下简称新疆班）——对新疆高中级干部进行理论、政治教育。

1959年，党中央决定，中央党校轮训司局级以上干部的普通班、研究班暂时停办，学校的主要任务由轮训干部改为培养理论和宣传工作高中级领导干部，为此开办理论班（也被称为“秀才班”），其学员主要是省、市委宣传教育、新闻出版、理论研究机关的领导干部，省、市委党校和大专院校的教研室主任，也有少数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理论工作者。学员整体上政治、文化水平比较高。理论班的任务是帮助学员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提高思想理论战线中层领导的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领导水平。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决定开设中国历史课，让学员系统地学习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

吕振羽在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很多，根据中央党校教学档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为理论班和新疆班系统讲授中国古代史。理论班共招1959年班、1960年班、1961年班（简称五九班、六○班、六一班）三个班次，学习时间为3年，每个班都用约5个月的时间学习中国历史。吕振羽1961年上半年为五九班系统地讲授中国历史，共18讲，每讲3小时。六○班的中国历史课，安排在1961年下半年，吕振羽因脑部肿瘤恶化，没有上课。六一班的中国历史课，安排在1962年下半年，根据吕振羽的身体状况，吕振羽只讲了第一讲——《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波澜和曲折》，剩下的课由其他断代史专家分段讲授，并穿插几次专题报告。1961年，吕振羽还为新疆班讲了中国历史。新疆班学员都是少数民族干部，政治、文化水平没有理论班学员高，吕振羽在讲课时，着重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说明新疆各少数民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是祖国整个历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此外，他还为中央党校理论班学员和党校教师做了许多历史专题报告，如《中国历史的特点问题》《关于学习问题》等。这些专题报告，体现了吕振羽关于史学理论和中国历史的新思考、新成果。

2.对历史教研室的教师进行中国历史方面的指导和辅导。自1959年夏担任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的顾问后，吕振羽认真负起顾问之责，关心全室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对青年教师的业务，给予了热情关怀和耐心帮助，做了许多辅导工作。1960年，他给历史教研室教师，就中国历史各个段落的重点内容、应该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如何治史等进行了系统讲解，每次半天，共进行了十几次。可以说这是吕振羽数十年治学经验的一次扼要介绍和总结。通过这些系统的辅导，大大提高了历史教研室教师的学术水平。

3.指导历史教研室编写中国历史教材和教学辅导材料。党校历史教学有自己的特点，与高校有所不同。其学员理论水平比较高，理解能力较强，但学习的时间又没有高校多。这就要求有适合党校用的中国历史教材，其特点应抓住主要问题，简明扼要，并着重从总结历史经验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在吕振羽的建议下，历史教研室成立了教材编写组，由教研室主任魏晨旭主持全书的编写，吸收历史教研室中国史组的主要成员参加。全书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采纳吕振羽的观点，在其他问题上，容许执笔者经过独立研究，写进自己的观点，然后由主持人和吕振羽决定取舍及定稿。这一工作因吕振羽蒙受不白之冤而未完成。吕振羽在讲课时，党校为每个学员发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历史初稿》（即后来出版的《中国史稿》的征求意见稿）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各一部作为正式教材。但在实际讲授时只能有重点地讲，从理论上加以发挥。为了让学员获得系统知识，吕振羽让历史教研室教师参照他的史学思想体系，编写了一个讲授大纲，只写每章的节和目。写成的《中国历史讲授大纲》，经吕振羽审阅后，印发给学员。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界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为了帮助理论班学员了解这些问题的讨论情况，历史教研室在吕振羽的指导下，编写了《中国历史学界几个重要学术争论的介绍》，内有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中国汉民族形成问题。张锦城说：“对其中的某些专题，吕振羽对框架结构、介绍的重点、争论的实质以及材料的来源，都给予具体指导，有的段落还亲笔作了修改。”这本书旨在扩展学员的学术视野，体现了吕振羽宽阔的学术胸襟以及他对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认真贯彻。此外，在吕振羽的指导下，历史教研室还编撰了《中国历史学习参考资料》。

4.为历史教研室带研究生。1962年夏，为加快对历史教研室青年教师的培养，历史教研室和中央党校校委商定，请吕振羽为历史教研室带三名研究生（王树云、张锦城、胡盛芳，他们都是历史教研室青年教师）。中央党校校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杨献珍校长在历史教研室主任魏晨旭的陪同下亲自拜访吕振羽，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并表示让其中专业能力强的王树云兼任他的业务秘书。吕振羽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表示一定不负所托，全力以赴地做好这项工作。此后，吕振羽对三名研究生进行了认真的教育和指导。吕振羽对他们说：“我这次培养你们的方法和一般大学有别，主要是通过教学实践、学术活动、自学和研究，使你们能尽快成长起来。”“我要着手修订《简明中国通史》，并补写近现代部分，希望通过参与修订这本书来提高你们。”吕振羽要求他们每人制订一个学习计划，包括主攻方向、近远期目标以及阅读书目等，并着重在读书方法和治学态度上给予了具体指导。张锦城说，“吕老的谆谆教诲，‘提要钩玄’，指点迷津”，使他们大获教益。

二、《中国历史讲稿》：吕氏中国通史的新成就

吕振羽在中央党校历史教研活动的最大成果是他的《中国历史讲稿》（以下简称《讲稿》）。它是吕振羽1961年上半年为中央党校理论班五九班学员授课的讲课稿，由历史教研室教师根据速记整理而成，参加整理工作的有叶华、刘仲亭、陈作梁、张锦城、胡盛芳、王树云、范士华、李纯仁、刘爱文等，马鸿模协助进行检查，魏晨旭校阅定稿，吕振羽夫人江明根据吕振羽生前意见和他的讲授提纲草稿对全书作了必要的修订，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这部《讲稿》，魏晨旭代表历史教研室写了“整理者的话”置于该书之首。其中写道：“《中国历史讲稿》是他（指吕振羽）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史学理论遗产。简明扼要，理论性强，深入浅出，是吕振羽同志讲课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正适合高中级党校、高中级干部政治学校和广大在职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这个评论得到时任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赞许，认为“写得很好”。

《讲稿》共18讲，27.9万字，完整地展现了吕振羽的授课内容，涵盖范围上自原始社会，下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它是吕振羽中国通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通史撰述一向被史家视为最高层次的学术工作，比断代史写作要复杂得多。中国历史长达几千年，内容极其丰富。没有深厚的学养，不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贯通下来，是没有能力从事通史撰述的。而运用唯物史观构建中国历史更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吕振羽是最早从事中国通史写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1941年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8年2月又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下册。1948年5月，大连光华书店即出版了他的两册本《简明中国通史》。《简明中国通史》出版后颇受欢迎，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20世纪50年代，在校务繁忙和健康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吕振羽依然对《简明中国通史》做了三次修订，出版印刷多次。与范文澜一样，吕振羽也是把写作一部完善的中国通史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追求。

吕振羽为中央党校理论班学员系统地讲授中国历史，一方面是建立在他撰著的《简明中国通史》基础上的。《讲稿》多次提到《简明中国通史》。如在讲到唐末农民起义时，他说：“唐末农民大暴动，主要讲一讲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的一些特点。至于《简明中国通史》中已经有的，以及黄巢如何打仗等问题就不多讲了。”讲到南宋的时候，他说：“南宋人口总起来说仍比北宋少（《简明中国通史》中有数字，这里不讲了），北宋最高曾经达到一亿多人口。”另一方面，吕振羽根据党校教学的特点，对中国通史进行了新的构建，并作了新的思考和研究。如在讲战国时期合纵与连横的斗争时，他对连横的进步性做了肯定，并检讨自己在《简明中国通史》中对搞连横的人物有所贬低：“在我的《简明中国通史》中对这几个人所用的字眼多少带有一些挖苦性质，由于这些人搞的连横运动具有比较进步的政治内容，所以最好不要挖苦它。我这是不自觉的受传统影响带来的，希望把那些字眼改一下。”再如关于两汉对匈奴的战争性质，《讲稿》修正了《简明中国通史》的一些定性，认为汉武帝发兵新疆，“断匈奴右臂”的做法是正确的，不仅有利于内地和新疆各族民众的生产和生活，而且打通了欧亚丝路，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肯定，不应该说成侵犯。可见，《讲稿》与《简明中国通史》既是姊妹篇，又是对后者的总结和修正。

《讲稿》的成就和特色可归纳如下。第一，《讲稿》具有问题导向，重点突出，这与《简明中国通史》的做法有很大不同。《简明中国通史》是针对大学生写的。吕振羽在1941年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序》中说：“本书是为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和一般读者而写的。为叙述的简便，对本国史上许多曾引起争论的问题，都未加论辩。”而《讲稿》则是每一讲都先提出要讲的问题，然后围绕问题展开叙述和论断。许多有学术争议的地方，往往是吕振羽讲授的兴趣点。在这些地方，他一般是先介绍他人的观点，特别是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尚钺的观点，然后再叙述自己的看法。如第四讲“中国奴隶制社会——商朝”里面涉及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他说：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中，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还存在着不一致的看法。当时郭沫若同志认为夏、商是原始公社制，西周是奴隶制，东周以后是封建制。我和其他一些同志认为：自从盘古开天地到成汤革命以前，是中国的原始公社制时代，商朝是中国奴隶制阶段，西周以后是封建制阶段。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托洛茨基派、新生命派在群众中已经搞臭了，他们再叫不起来了。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仍继续对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进行研究。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值得钦佩的，他坚持真理，进一步进行研究，然后修正自己的意见，从而认为中国从夏朝开始一直到春秋都是奴隶制。范文澜同志则提出夏商是奴隶制，西周是封建制。我和其他一些同志仍认为商朝是奴隶制，夏朝不是奴隶制。侯外庐同志等认为战国是奴隶制，因为战国才大量用铁；秦汉开始封建制……以上这些主要的意见分歧，同志们在学习中赞成哪一家都可以，哪一家都不赞成，自己另有一种看法也可以，我是根据自己的看法讲，即认为商朝是奴隶制，这是一家之言。

在讲述中，他注重对不同的观点及材料的运用进行对比和论辩，从而使听讲者能听一家而知多家，使之迅速形成一种比较性思维，促进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思考。

第二，《讲稿》娴熟地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现象，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说明历史事变和社会变革，是贯穿《讲稿》的主线。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任何历史事变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必须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讲稿》论述历史变化均贯彻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观点。他认为重大的历史事变，不可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一定有深刻的经济方面的根源。如西周衰落和“平王东迁”，确实有一些具体的因素产生作用，如天灾、周厉王的倒行逆施、周边民族的侵夺等，但更根本的是“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发展，地方经济发展起来了，晋、秦、齐、鲁、魏、燕等诸侯国地方封建经济的发展，就不断地增强了分散性、割据性，扩大了地方性，西周天子在这时已经支配不了他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政治纷乱，事件繁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人民起义不断发生，过去很多历史学家不愿碰它，“觉得很麻烦，很难搞”。吕振羽认为，应从重点问题入手来说明当时社会发展的大势和它的客观发展的规律，根本解决的方法还是唯物史观。他说：“我们学习历史，首先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情况，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情况。社会经济情况怎样，它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就怎样。如南朝生产上的三个起伏，同当时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情况是相适应的。这种矛盾反映到统治阶级内部，便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反映到上层建筑上，便表现为思想、文化方面的斗争，这方面的斗争，既是它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的反映，同时，也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反映。简单地讲，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去摸索。”

第三，《讲稿》把中国民族关系作为一个重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而从秦汉以来又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早在原始公社制时代，“现在我国的许多兄弟民族的祖先，就和汉人的祖先一样”，共同生活在今天祖国的大地上。他们相互交往，相互影响，“共同杂居”，共同发展。历史上的许多大事件，都不是一个民族单独进行的，都有很多民族或部族参加。我国各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都沿着寻求统一、加强团结的道路前进，从未自外于中国。这种历史认同，把我国各族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任何分裂图谋都不能得逞。2.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中国民族关系的又一重要特点。历史上，中原的汉族与边疆的少数民族，不仅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文化上都有差距。这种不平衡状态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到了近代，汉族和一些民族处于半封建社会，有的民族处于农奴制阶段，西南地区有的民族还处于奴隶制阶段，东北的鄂伦春族，海南的黎族，云南的景颇族、佤族甚至还处在原始公社制阶段。3.中国境内历史上的民族战争，都是国内民族关系的范畴，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不应用侵略和反侵略来定性。4.中国历史上存在民族融合，表现在“不同民族的人民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彼此接近，彼此之间的差别性逐渐减少，以至消灭，共同性逐渐形成和增长的过程”。这些观点经过多年的学术研究的检验是正确的，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把中国历史写成多民族的历史而避免写成汉族的历史，是吕振羽十分明确而自觉的学术追求。1947年他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是第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专著。他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史有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他的中国通史著述中总是占有较多的篇幅，成为他通史著述的一个特色。《讲稿》同样体现了这一点，十八讲中几乎全部论及民族问题、民族关系问题。《讲稿》对一些历史人物如孝文帝、岳飞、成吉思汗等做了比较翔实的评价，与他们涉及民族问题有密切关系。

第四，《讲稿》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对重要的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有过两次讨论。嵇文甫在第一次讨论中提出历史人物评价的“三个标准”：“第一，对于人民有贡献的，有利的；第二，在一定历史阶段起进步作用的；第三，可以表现我们民族高贵品质的。”第二次是1959年由重新评价曹操的热潮所引发的，吴晗在为这次讨论撰写的《论历史人物评价》中强调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比，和他的前辈比；而决不可以拿今时今地的条件和道德标准来衡量古人”。吕振羽评价历史人物也是遵循着相同的原则，他指出：“我们研究历史，学习历史，对待历史上的任何事件、任何事变、任何人物，都必须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要按照当时可以做到的去进行研究和分析，不能按当时不可能的，不能按照今天的条件，今天的水平，今天的要求去分析历史问题，衡量以往。如果不是这样，历史上就没有一个人物或一个事件值得肯定了。”“我们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去分析，人家做了好事我们要记账，作了坏事也要记账。”他在《讲稿》中评论了许多历史人物，包括秦始皇、孝文帝、岳飞、成吉思汗、朱元璋、康熙帝、乾隆帝等。他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乃至个性做了专门叙述，既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的作用，又批评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堪称运用唯物史观评论历史人物之典范。尤其是在当时“左”倾思潮盛行过分拔高秦始皇的政治气候下，他既总结了秦始皇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又指出了他不知休养民力、严刑苛罚、“焚书坑儒”等暴君的一面，是十分可贵的。在吕振羽看来，历史人物的身份不同，对他们评价的尺度也不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有共同的标准需要遵循，那就是该历史人物对社会的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是否符合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是否在学术文化上有新的贡献。在他的历史人物评价中，都可看到这些具体的分析。

第五，《讲稿》文字通俗、质朴、幽默，史与论有机结合，历史与现实联系自然，赋予历史以精神和生命，引人入胜。《讲稿》里没有大段的引文，但所讲都有根据，吕振羽把史料变成自己的话，用讲故事的方式叙述出来，增强了历史的动态感，既有趣，又有思想深度。如讲孔子的思想，他说：“孔子是代表当时当权的封建领主集团的思想。……两千多年来，都是孔子的思想占支配地位，在孔庙里吃猪头肉，吃了两千年，这并不是简单的事。”“在政治上，总的精神他主张要维护当时的封建领主的统治与社会秩序。他最佩服周公（‘武王革命’的领袖），他讲他每天晚上梦到周公，有一个时期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他还说我怎么这么久没有梦见周公？他为什么这样佩服周公呢？因为初期封建制的典章制度首先是周公订立的，他根据周公的制度加以发挥，主张各级封建主以至农民都要按照等级，吃饭、穿衣等等都要按照一定的等级来规定，大家都听周天子的命令，都要尊重周天子。”这些口语化的文字把孔子的思想、孔子的形象鲜活地呈现出来，抽象的观念性的东西被具象化了，让人很容易听懂和接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没有对研究对象的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是很难做到的。无论是复杂的历史背景，还是单纯的人物介绍，吕振羽都能娓娓道来，体现了他学术积淀的深厚。

吕振羽在讲授时，往往由讲课内容延展到当时学术界出现的观点，对之或称赞或批评，这反映了他很关注史学界新动态，并说出自己的新思考。因此有的学者评论说：“《中国历史讲稿》不仅是《简明中国通史》的通俗化、精炼化，也是他以通俗的语言，对自己数十年研究中国史的成果，进行了一次总结式的口头讲解。因为在1963年，吕老受到隔离审查，加之‘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致使力瘁身残，直至逝世，终未能再对通史重新加以整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史讲稿》又是他一生对中国通史研究的最后总结。”

《讲稿》既反映了吕振羽关于中国通史的新成就，又呈现出吕振羽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和高超的讲课艺术，是他奉献给中央党校和学术界的珍贵礼物。

三、责任、学风与胸襟

吕振羽从东北人民大学到北京，本是出于健康的原因，即利用北京的医疗条件进行治疗和康复。但当他身体尚能工作，中央党校提出教学需求时，他毫不迟疑地接受邀请，并尽全力服务党校，这体现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除了为五九理论班学员讲授中国古代史，吕振羽还为学员做了许多次学术讲座。这些讲座，有谈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如《关于学习问题》《怎样研究中国政治史和军事史》《怎样研究中国妇女史》等。有从宏观上论述中国历史的，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波澜和曲折》。还有根据新的考古成果和民族调查报告，对原始社会史、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进行的新探讨，如《地下出土的远古遗存和我国原始公社时代的历史过程》《我国若干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或其遗存》。此外，他还为新疆班学员专门讲了《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与《中国历史讲稿》一样，上述讲座也是吕振羽在中央党校历史教学成就的重要体现。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波澜和曲折》从宏观上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提出了三个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一是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飞跃发展和生产上的跃进时期，它们是西周“武王革命”之后，西汉、盛唐、两宋统治区、前明；二是有几次大的迂回曲折和社会逆转时期，如十六国南北朝、五代辽金、元朝、明末和明清之际；三是有几次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比较突出并相互交织在一起，如十六国南北朝、两宋与辽金、蒙古军南下和元朝以及明清之际。吕振羽认为，要把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揭示出来，这三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方面。对于该文的见解，有人评论说：“上述波澜和曲折所涉及的具体历史史实，人们并非不了解，但把这三个问题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和规律揭示出来，这在我国学术界还是第一次，确属创新之见。”

吕振羽在新疆班上所作的报告《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是他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新贡献，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产生了巩固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重要作用。他以大量的史料，论述新疆自西汉起就是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吕振羽的讲课，使新疆班少数民族学员增加了对祖国历史的了解，认识到新疆各少数民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从而增强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自觉性、坚定性。这些学员中，有些人“在后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吕振羽在教学中还传授了自己的治学经验，概括为三个字：约、博、精。“约”指阅读一些主要的史书，掌握相关的研究成果及其内容。“博”就是要博览，古今中外，各种原始资料、笔记、札记等都要广泛涉猎。由专史、断代史再到通史，并进行分类排队，贯串起来。“精”就是精选一门，或专史或断代史，把与此相关的资料都找出来，集中阅读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与各家学说进行比较，真正弄通弄懂。吕振羽关心、爱护、帮助青年教师成长，鼓励他们多读书，主张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态度，要有创新意识。他对研究生说：“治学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既不标新立异，同时也反对保守，不为以往的结论所束缚。要通过自己的具体研究，敢于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

吕振羽谦逊的学者风范也给党校学员和教师树立了楷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西周封建论的首创人，但当问起这一学术观点的代表人物时，他总是把范文澜摆在前面，称范老德高望重，学术贡献大。当被问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问题时，他称赞郭沫若贡献最大，范文澜、翦伯赞等贡献也不小，“至于我自己，也做了一点点”。在讲到有学术争议的问题时，他往往先客观地介绍别人的观点，然后再讲自己的看法，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说：“同志们在学习中赞成哪一家都可以，哪一家都不赞成，自己另有一种看法也可以。”“我现在是按照自己的见解来讲的，我是一家在鸣，你们要以百家争鸣的精神来听。”

吕振羽具有宽阔的学术胸襟，对于自己不赞同的学术观点，他也主张发表出来。他认为学术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如尚钺的魏晋封建论，他是明确表示异议的。但他认为尚钺是一派观点的代表，还有其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在当时的学界很有影响。因此，他赞同历史教研室请尚钺到中央党校讲授他的“一家之言”。当时尚钺在学术上受到过火的批判，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家里“闭门思过”。中央党校对尚钺的讲课邀请，影响了有关组织对待他的态度，取消了对他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吕振羽说，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有两种情况，一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假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敌对学派之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争论；二是自己营垒内不同看法的讨论和争辩。这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要区分清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争鸣属于后一种情况。有些争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能轻易下结论。

吕振羽主张学术要吸收众家之长，他建议中央党校历史教学应多请专家。在他的推动下，中央党校在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邀请了二十多位著名史学家到校授课。他说，请这么多历史学家讲课，“比我一个人讲要强多少倍”。“今年的历史课，是约集国内许多历史家来讲的，也将‘百家争鸣’的。”这一举措，“不仅在中央党校，而且在中国历史学界，都是轰动一时的盛举”！吕振羽在中央党校的历史教学工作是非常有成效的，他不仅留下了宝贵的学术成果，而且展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德业风范。他的教学活动，无论在中央党校校史上还是在吕振羽的学术生涯中，都是光彩夺目的一页。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4年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