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要：傅斯年与岑仲勉是中国现代学术谱系中两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两人之关系经历了从相知到相离的过程。岑仲勉早年侧重中外史地研究，志在与国外汉学家交流与竞胜，这种“预流”的学问暗合了傅斯年与域外汉学角逐的理念，于是也成为他进入史语所的入场券。岑仲勉与傅斯年的分道扬镳，表面看来缘于岑氏在史语所中“逾越”中古史而从事上古史与语言学研究，超出了工作范围，实则折射出以傅、岑为代表的现代史家对于采取何种路径建构自身话语体系和推动史学专业化的认知分歧。

关键词：傅斯年；岑仲勉；域外汉学；研究范围；史学专业化

 

学术界向来将岑仲勉与陈寅恪并举，誉二人为隋唐史研究的双子星座。重访岑仲勉的学术历程，我们发现他既非名校科班出身，亦无越洋留学经历。那么，在名家辈出的现当代史学界，岑仲勉何以跻身学林？除了他自身勤勉于学之外，实与傅斯年的奖助帮扶不无关系。傅斯年与岑仲勉缔交始于1934年，终于1948年，其间两人经历了从相知到相离的过程。透过两人的学术交往，反映出域外汉学对中国史家治学领域、理念与方法的影响，以及中国史家在回应史学发展提出的命题时形成的认知分歧。

 

一、引为同调

1937年前后，岑仲勉学术研究的境遇截然两分。此前他担任海关、铁道、财政、盐运、高校行政与禁烟督查等方面的工作，仅在业余时间从事史学研究; 此后他进入傅斯年主持的中研院史语所，专研文史之学，成为其职业生涯的转捩点。学界一般认为岑仲勉入主史语所，缘于陈垣的推荐。实际上，岑仲勉进入史语所任职，是傅斯年“数年来拟约”的结果。

傅斯年与岑仲勉结交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932年。是年，刘秉钧从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旋即入职广州圣心中学。专业的敏感性，使刘秉钧很快意识到《圣心》所载岑仲勉史地类考证论文的学术价值，于是他将《圣心》杂志寄于陈垣。陈垣阅后，喜不自禁。在1933年5月24日的家书中，陈氏说道: “岑仲勉先生史地研究诸篇为切实而难得。粤中有此人材，大可喜也。”为了推介乡贤之学，陈垣将刊发岑氏论文的《圣心》杂志分寄胡适、陈寅恪、顾颉刚与傅斯年等学界名流，岑仲勉的名字也由此进入学界视野。傅斯年在阅读《圣心》之后，复函陈垣，除了表达对于岑仲勉学识的钦佩之外，还表现出对于岑氏未来出路的考虑：“岑君僻处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1934年7月，岑仲勉受旧交沈鹏飞之邀，离粤赴沪，担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虽然此时的岑仲勉已入高校，但是傅斯年却欲将其延聘至史语所。他在此年11月约见了岑仲勉，不但请其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撰稿，而且邀其参观史语所藏书。在岑仲勉赴宁参观史语所藏书之际，傅斯年表达了邀其入所的意愿。岑仲勉在12月21日致函陈垣时，谈及了此事: “在宁谭话中，孟真先生颇有援引入所之表示，并询志愿，当时唯唯应之。闻渠月底北上，勉意平粤往返费倍沪粤，月给若可至风信之数，决乎舍此就彼耳。”此次傅斯年援引岑仲勉并未成功，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史语所囿于经费，无法达到岑仲勉要求的月给“风信之数”。

为了将岑仲勉招致麾下，傅斯年致函陈垣说: “弟时时思欲为之效劳，终想不出办法来。”直至1937年，史语所停止了对于道全在国外留学的资助，“经费上遂腾出若干可以设法周转”，于是傅斯年“数年积愿”才得以实现。在4月2日，他致函岑仲勉，告知聘其为专任研究员，并说“此职为本院研究人员之最高级，八年以来，除一个例外不计，敝所未尝有此聘任”，薪俸“为月三百五十元”。由此看出，傅斯年对于岑仲勉的礼遇和对他学术研究的推崇。

傅斯年不遗余力援引岑仲勉进入史语所，实与时代激荡下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密切关联。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不仅欧美汉学发展迅速，即便曾亦步亦趋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也后来居上，致使“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面对中外学术研究的差距，中国学人深以为耻，欲与国外汉学相竞胜，其中尤以傅斯年为代表。岑仲勉早期刊发在《圣心》上的考证论文，主要以中外史地研究为重心，汲取了大量国外汉学界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思路，同时呈现出与国外汉学家对话、商榷的倾向，无疑暗合了傅斯年与国外角逐的理念。岑氏以这种“预流”的学问践行了傅斯年的学术主张，因而深得傅氏的青睐，遂将其引为同调。

傅斯年留欧日久，目睹域外汉学发展之盛，同时感叹中国文史之学止步不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当时国内外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对此，傅斯年深有体察。他指出，与中国学者关注中原地区历史不同，域外汉学家多注重“史籍上的四裔问题”，如当时“丁谦君的《诸史外国传考证》远不如沙万君之译外国传，玉连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之注《马哥博罗游记》，米勒之发读回纥文书，这都不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办到的”。于是傅斯年强调: “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 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所以，他认为域外汉学的发达，与国外学者对中国“四裔问题”研究取得的成就关联甚大，中国学人应于此领域有所开拓，进而“分异国造诣之隆”。

当时，一些具有国际视野、谙熟国外学界研究现状的中国史家，已悄然将“四裔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在此领域与域外汉学家展开竞争，譬如王国维的蒙元史研究，陈垣关于火祆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研究等，颇受伯希和等汉学家的推崇。故而，傅斯年评价王、陈二人的学术贡献时说：“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 幸中国遗训不绝，典型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指陈垣——引者）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我敢轻。”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也致力于“四裔问题”研究。在史语所档案中，存有一份傅斯年大约撰于1934年的手稿，其中谈到陈寅恪的研究为: “四裔语言及历史。中国学人，每偏于注意纯中国的题目，而互忽于四围各民族。研究所中，对此有精美之贡献。西藏之民间文学，中亚之历史的地理，皆已发轨，尤以陈寅恪之著作为最有价值。”除了王国维去世较早之外，陈垣和陈寅恪都是傅斯年创办史语所时极力延聘的对象。同时，对于能够与西方汉学家相抗衡的中国学者，傅斯年颇为仰慕，如他决定聘请李济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原因之一，在于傅氏“见其驳史禄国文，实在甚好”；他对于李方桂发表古韵之文而引起与高本汉的争论，颇感兴奋，认为“高君在中国语学之地位，不久将转到方桂身上矣”。

岑仲勉之所以受到傅斯年的赏识，也是缘于他与国外汉学家有着共同的研究领域。检视岑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研究，和傅斯年主张与国外汉学竞胜的理念正相吻合。探寻岑仲勉发表在《圣心》两期上的诸文，我们发现他探讨的对象是阇婆婆达、高昌、大食、已程不国、末罗国、乌拉国、苫国、爪哇、齐沙国等论题，题目中常常出现《史集》《西域记》《诸藩志》《翻梵语·外国传》《天中竺国行记》《佛国记》等文献名称，可知他关注的领域主要在于中外史地，而这一领域长期处于中国学人研究的边缘，但却是域外汉学家关注的重点，也即是傅斯年一味强调的“虏学”。 

当然，更能引起傅斯年兴趣的是，岑仲勉在“预流”的学问中与国外汉学家展开的竞争。作为晚清新式学堂培养的高材生，岑仲勉谙熟英法等语言，早年翻译发表过《西藏中部及西南部兽产》《西藏琐录》《哥萨之马》《直隶口外游记》等论著，除了表现出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关切之外，也流露出“关注史地的思维及偏好”。这些经历以及思维上偏好，无疑对岑仲勉之后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渗透性的影响。考其论著，除了对于西方汉学家沙畹、列维、伯希和、马伯乐、谢弗、桑原骘藏、藤田丰八等人的论点大量引述之外，其间多有商榷正误之处，如他作《黎轩语原商榷》一文，即针对伯希和的观点而发，文曰: “《史记·大宛列传》，安息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又以大鸟卵及黎轩眩人献于汉，《汉书·西域传》作犂靬，《张骞传》作犛靬，道安《西域志》作梨靬(《水经注》一） ，《后汉书》作犂鞬，轩与靬，盖H与K之转也。五十年前，夏氏（Hirth）以为Rekem之译音，越三十年，伯氏（Pelliot）始翻其议，谓实指埃及之 Alexandrie。伯氏又言，此证虽较以前诸说为完满，尚未敢断定，甚愿有人讨论云云，余不敏，请得略进商榷可乎。”又如，他撰《南海崑仑与崑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一文的旨趣在于: “伯希和氏（Pelliot）著《交广印度两道考》（Deux Itineraires de Chine en Inde——一九瘙懟四），费瑯氏（Ferrand）著《崑仑考》（Le Kouen-louen——一九一九）于崑仑国及崑仑语作分析研究，我国之‘崑仑’古典，亦几列举无遗矣。然余读之，尤有所憾，则以南海‘崑仑’（非西域崑仑），在我国实为再出之译音或转变之译音，非最初之译音也。惟两家于最初译音，未能抉出，故崑仑族之来源，尚不能阐发净尽，余草此篇，研究南海崑仑者其或不无少助乎？”遍观此文之论，皆在与伯希和进行商榷。

此外，岑仲勉认为域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典籍并不具有优势，因此对于他们所译汉籍，亦多不满，他在谈到为何作《〈诸藩志〉占城属国考》一文时说：“俄之Bretchsneider，德之Hirth，美之Laufer，彼中推为汉学大家者也，余尝读其所译汉籍，时或失句，语派迥异，无怪乎尔。日本同文，宜无此弊，然如藤田诸大家，仍复不免。无他，汉字难识，举世所知，复句读不备，段落不分，语涉双关，所在多有，国人童而皆（此处“皆”应为“習”之讹——引者）之，犹有滋惑，而况分功旁涉之外人耶。惟以此故，旧史之整理，不可不自加审辨，毋徒依赖外人。”此种呼声与傅斯年“分异国造诣之隆”的主张不谋而合。同时，岑仲勉的学术研究中还掺杂着强烈的民族情感与爱国情怀，他说：“日之视我，齐大非耦，然自甲午以后，力求北进，苦心积虑，以有今日，岂物产不足比其丰，宝藏不足比其富耶？ 嘻！是矣，我知之矣，大者弱而小者强，众者常被陵而寡者常陵人矣。瞻彼苏俄，地跨两洲，非不广也，人口一亿，非不众也，而英美莫之敢撄，世界为之慑惧，其例外耶，其非所论于具四千年历史之古国耶。交趾，日南，吾二千年前之郡县也，请看域中，谁家竟属。”又说：“失地之考查，尤必须时刻勿忘。”这些饱含民族情感的文字，无疑与傅斯年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于是，《圣心》所刊之文，也就成为岑仲勉进入史语所的入场券。

二、士各有志

岑仲勉自1937年7月入职史语所，至1948年7月离开史语所。这11年的史语所岁月，对于岑氏整个的学术生涯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说: “我半途出家，年近四十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在五十二岁到六十二岁，则是我做学问最努力的时期。”比核岑氏52岁至62岁这段时光，正值1937年至1948年他服务于史语所期间。在岑仲勉的同事陈槃看来，“岑先生在所逾十年，工作之勤为全所之冠”；张政烺也说：“那时的物质条件很差。大家也无所谓，写出来就搁在那里，或者干脆不写。只有岑仲勉先生用力最勤。”据笔者统计，11年间，岑氏在《史语所集刊》共发表文章37篇，是史语所研究人员中发文最多的学者。然而，对于学术如此高产的岑仲勉，却在1948年被傅斯年从史语所中“辞退”。那么，傅、岑二人何以从惺惺相惜到不欢而散呢？

史语所由历史学组、语言学组、考古学组和人类学组构成。依照史语所的规制，岑仲勉隶属于历史学组（即第一组），他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例行要与第一组主任陈寅恪商议。傅斯年在前述1937年4月2日聘请岑氏的信中业已说道: “专任研究员，每年度之研究计划，例与本组主任商妥后行之。第一组主任为陈寅恪先生。”但是，作为史语所第一组的主任，陈寅恪因任教清华大学而不长川在所，所以他曾言及自己在史语所中“仅挂虚名”，并数次请求辞去“第一组主任名义”。职是之故，岑仲勉虽于1937年7月入职，但却迟迟未曾见到陈寅恪，直至1938年八九月间才在史语所内迁途中与陈寅恪初次“会面”。实际上，傅斯年在史语所中不仅担任了所长的职务，而且扮演了第一组主任的角色。据劳榦所言，他到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时发现：“陈先生是第一组主任，不过陈先生只担任一个名义，并不管实际上的事，一切事务都由傅孟真先生亲自处理。”故而，岑仲勉在史语所中的研究计划并非与陈寅恪相商，而是主要由傅斯年审核，两人之关系也因学术见解的分歧而渐行渐近。

岑仲勉与傅斯年之学术关系，最初相处颇为融洽。“傅斯年档案”中存有一封岑仲勉1938年2月写给傅斯年的信，其中谈到了他撰著的《汉书西域传地里考释》初稿已脱，内容“以所见未广，不敢公世”；以及他对月氏的研究结论“六年来未敢告人”。俨然将傅斯年视为学术知己。傅斯年对于岑仲勉也较为信任，在陈寅恪未随史语所迁至昆明时，曾致函李济，嘱咐“一组事......请即托岑仲勉先生料理”，颇有将史语所第一组交于岑仲勉主持的考虑。

岑仲勉与傅斯年学术关系的首度紧张，源于岑仲勉1939年撰写的一篇古史论文。在岑氏未入史语所之前，傅斯年曾与之约定: “专任研究员之著作，除通俗文字外，皆交本所发表。”所以岑仲勉在入所不足两年的时间内，已先后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郞官石柱题名新著录》《外蒙“于都斤山”考》《贞石证史》《唐集质疑》《跋封氏闻见记》《跋唐摭言》《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7篇文稿。4月16日，岑仲勉又将新撰《读全唐诗札记》和关于周人源自于阗的古史论文寄呈傅斯年，以便及时在《史语所集刊》发表。傅斯年阅后，一方面高度肯定了《读全唐诗札记》一文的价值，认为岑仲勉考订《全唐诗》之功无异于“司马涑水之撰《通鉴考异》，钱竹汀之订廿二史异同”。另一方面，傅斯年对于岑仲勉“逾越”中古史而从事上古史研究，表现的极为不满。他从三个维度对岑文进行了批驳: 首先，在学术观点上，他认为“固不能断言周人不自于阗来，然其自于阗来说亦无证据”，指出岑文中“禹、于二字，古音绝不同”，“禹、甸决不能作为一名词”，“鹵、周二字音形亦绝不相干”。其次，批评了岑仲勉古史研究方法的失当：“大凡声音字体，涉于语言学范围者，宜系统考定其相同违之处，若执一字辗转比之，三五转后，恐无不合者矣。”最后，指出岑氏所引史书不能用作参证之资料。同时，傅斯年隐然表达了对于岑仲勉从事古史研究的劝诫: “古史材料，已成聚讼，若拉入后代中央亚细亚、印度各名词，似更加治丝而纷，恐此一路未能解决问题，徒引起无底之辩论，盖或入或出，皆无证据，故或如韩非所说‘后死者胜’矣。然则第一组姑不治此一事，而以考古之学归之第三组，文字之学归之经学家，可乎？”两相比较，傅斯年对于岑仲勉之唐代文史资料研究推崇备至，而对其古史研究则不无微词。

从岑仲勉1939年后发表在《史语所集刊》各文来看，虽偶有超出隋唐史研究范围的论文，但在总体上将研究领域集中在了隋唐文献的考订与发覆，颇能遵循与傅斯年的约定。但至1945年，两人关系再度紧张。其时，傅斯年看到史语所呈送中研院的报告稿，内有岑仲勉古史研究论文，遂将该文删除，并致函岑氏说：“顷看送院报告稿，大著有《琱生簋释名》一文，此不在先生研究范围之内（在昆明时有此旧约也），故已代为删去。乞谅之。”同时，在该信中，傅斯年埋怨岑仲勉报送的研究计划，“若干年中，每年报告相同”，遂询其“《元和姓纂注》《突厥集史》两大书，可否今后集中精力，先成其一，其一既成，再成其一，若须同时办，可否先精力集中于此两书，姑舍其他”。傅斯年的埋怨实有根源，从时间维度来看，在1937年岑仲勉未入史语所前，已函告傅氏: “拙稿两种（《元和姓纂四校记》及《东突厥史》各约十余万至二十万言，均已誊正）。”至1945年岑仲勉的报送计划依然为这两部书稿，同时岑氏又因研究兴趣转移而从事上古史、语言学等问题研究，难怪傅斯年会劝诫岑仲勉勿涉其他，先集中精力完成《元和姓纂注》和《突厥集史》两部书稿。

面对傅斯年的诘责，岑仲勉在2月23日的复函中强调，《元和姓纂注》和《突厥集史》之所以迟迟未能完成，主要是“分身边疆史”，以及原来负责抄写《元和姓纂注》的书记“又应新职”，导致“不知向何处觅书记”，先是向李光涛商借李绪先代抄，又向劳榦商借王志雄代抄，然“抄者之速率赶不上编者之速率，此则非弟所能负责”。再者，《突厥集史》一书“须补一段，量不过数千字”，困难依然在于不能“觅得兼写欧文之书记”。在这里，岑仲勉一再强调两书进展缓慢之因在于难觅抄写书记，实有对傅斯年的不满之意。因为在1937年傅斯年邀约岑仲勉入所时，岑氏曾提出需要抄字员的要求: “年来湿病便作，则作字手震，稿件需一度誊正始能发付印刷……贵所有承钞之书手否？”傅斯年则应允说: “抄字等方便，自当由本所供给，此事不成问题。”此外，岑仲勉在复函中还特别提到：

衮衮诸公自所钦仰，然因有错得甚平凡，而弟指出此（然事不必质言之），智者或有一失也，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方今政府方揭橥言论自由，则思想自由，如果无害于政府国家，或不在禁条之内。

也许正是秉持学术研究“见仁见智”和“言论自由”的理念，岑仲勉不仅未听从傅斯年的劝阻，反而在当年又呈报了“突厥古文”的研究计划。对此，傅斯年于3月26日再作长文，先扬后抑，表彰岑仲勉之隋唐史研究“思解之细，用力之专，并世学人，盖鲜其俦”，但转而直指岑氏语言学研究为“猜谜之事，徒资后人以口实”，故而傅氏仍劝其“以史学为限，而不涉及语言（无论中外上古）”。对于傅斯年的再次劝阻，岑仲勉在回信中意味深长地说: “勉阅世数十年，虽生性孤僻而于社会情状当非期朞年前，承示即已记取，当不至令左右为难。”由此透露出他心中的无奈，但为顾及情面，仍然接受了傅斯年的建议。

尽管傅斯年与岑仲勉再次约定将研究内容限于“中古史”范畴，但是此后两人关系不断降温。实际上，岑仲勉已意会到自己的研究兴趣、范围与傅斯年的要求、限制有所不同，遂于抗战胜利复员后萌生“另作计划”的打算；至1947年夏本拟“提出辞职，适以傅先生有出国之举，不欲增加傅先生之困难”。傅、岑二人学术关系之完全破裂，直接导源于岑仲勉在傅斯年出国期间将所撰“English and Chinese Really Comparable”一文投稿给美国东方学会，而此文的审稿人正是曾在史语所工作且精通语言学的罗常培。此时，罗氏正在耶鲁大学访问，于是他将此事函告傅斯年：

岑仲勉寄一文给美国东方学会，题为“English and Chinese Really Comparable”，内容荒谬绝伦！ 编辑送给我看，真叫我为中央研究院难为情！吾兄有闲功夫“发训”（请原谅，用字欠妥）我这被揈出所的人员，为什么不对这种现任研究员多照顾一下? （请别生气，免得血压升高）。

罗常培的来信，无疑让本就对于岑仲勉之研究有所不满的傅斯年极为气愤，于是他从美国致信代理所长夏鼐，要求辞退岑仲勉。夏鼐接信后，经与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和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商议后，决定先由岑仲勉的同乡兼同事陈槃劝诫，若劝诫不成再作辞退。其实，岑仲勉本“已决定辞职”，在获悉傅意之后，认为“士各有志，不必相强”，遂于1948年7月12日乘船赴粤，结束了他与傅斯年的学术友谊。

 

三、认知分歧

岑仲勉与傅斯年的分道扬镳，表面看来是因为岑氏在史语所中“逾越”中古史而从事上古史与语言学研究，超出了工作范围，实则折射出以傅、岑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家对于采取何种路径建构自身话语体系和推动史学专业化的认知分歧。

从傅斯年与岑仲勉的争论来看，两人的矛盾起于岑仲勉的学术研究涉足了上古史与语言学。傅斯年对于岑氏的“逾越”之举颇为不悦，认为“我辈既在第一组（史学） ，其所治之范围，自应以第一组为限”，而古文古音古史之研究，史语所中“自有专家，皆一时之俊”，不需要岑仲勉以“外行”的身份再作研究。但是，岑仲勉认为，他对突厥古文的研究属于“私家见解”，“自问无大损于公，幸而有成，亦或比他人于公有光”，于是依照自身对问题研究的逻辑与兴趣，屡屡探讨上古史与语言学问题。当其研究心得在史语所发表受限时，他便将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刊发在所外杂志。考察岑仲勉在史语所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以1945年为分水岭，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样态：在1945年之前，他在《史语所集刊》发表论文35篇，在所外发表论文1篇; 在1945年之后，他仅在《史语所集刊》发表论文2篇，而于《东方杂志》《新中华复刊》《民族学研究集刊》《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等所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2篇，其中不乏《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词》等傅氏反对研究之内容，由此进一步激化了他与傅斯年之间的矛盾。

在傅斯年看来，岑仲勉作为史语所的研究人员，其研究成果是史语所学风的体现，因此岑氏从事上古史与语言学研究，就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且“又关公事”。显然，傅氏将岑仲勉“逾越”中古史的做法及其产生的影响，上升到了关乎史语所声誉的大事。实际上，傅斯年非常重视史语所的名誉，在他眼中，史语所不仅是国内史学研究的正统，而且是中国史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唯一代表。其时，在史语所内部已经弥漫着关于岑仲勉“不顾忠告，固执己见，乱发表文章，损及所方声誉”的声音。在史学研究正趋专业化的背景下，岑仲勉专攻中古史而非兼善上古史与语言学，所以傅斯年很难允许他在并不专精的领域进行新的尝试，以免因研究失误给史语所带来负面影响。

在傅斯年与岑仲勉论争的背后，反映出中国史家在如何建构专业化史学这一问题上存在的观念差异。傅斯年深受西方学院派影响，创办史语所，培养专业人才，倡导专精之学，尤为重视断代史与专门史的精深研究，并以此作为史语所运作的理念。钱穆评价他“主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又隐晦地说道: “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这里提到专治明史的“某生”，是指史语所中的王崇武。钱穆所言傅斯年限制王崇武在明史研究中“上窥元代”“下涉清世”，虽不免夸大其词，但却不无来由。根据全汉昇回忆，他在初入史语所时，“所内人数并不多，除傅先生外，几乎是一人治一朝代史的情况”。全氏在史语所中主要从事中古经济史研究，后因学术兴趣转移而欲治近代经济问题，却遭到傅斯年的“阻止”。事实上，傅斯年自己也曾说过，“职所之史学组，曾将中国历史分为数段，分别延致专门人员从事之”。具体表现为: 劳榦专研秦汉史，周一良专研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专研中古史，陈述、傅乐焕专研辽金史，王崇武专研明史; 同时陈槃专研《春秋》三传及谶纬学，张政烺专研古文字学与上古史，全汉昇专研中古经济史。傅斯年认为，这种“窄而深”的断代史与专题史研究，是建构专业化、科学化中国史学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必由之路。在当时，学术研究的这一新趋向为不少学者所察觉，齐思和在总结民国史学演进路径时就曾说: “现在的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正如有了砖才好造房。”

基于此，傅斯年为岑仲勉在史语所中规划的研究方向是隋唐史。然而，岑仲勉并未受过现代大学历史学科的专业训练，在未入史语所之前，他已经表现出对于中外史地、民族宗教、历史文献等领域的广泛兴趣。进入史语所后，他的研究路向经历了从多元研究到集中于隋唐史研究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傅斯年的“约束”实有直接关联。但是，岑仲勉年长傅斯年10岁，学术研究已自成一家，面对傅斯年的“约束”，他与受过专业训练而又听从傅氏训话的史语所年轻学人表现的很不相同。观照岑氏在史语所期间的学术路向，虽以隋唐史研究为主线，但往往因研究内容之外延及研究兴趣之转移，而将研究主题上溯先秦、下延明清，尤其是在涉及中外史地等问题时，又不可避免地旁及语言学领域。因此，岑仲勉在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专业化的实践中，更加倾向于“普而通”的研究。正如他在晚年总结自己治学经验时所言: “我们初步的知识要面积宽，种类多，既普而博，阅览时可能触发之机会便多，拘于局部则怀疑之机会便少。因为每一种科学无不与其他作蛛网式关联……记弱冠时朋辈论学，开首便以专哪一经、四史中哪一史为问，然而刚能独立研究，基础未厚，便即进入专的途径，论求学程序，似乎是躐等的。”对此，傅斯年的认知与岑仲勉有所差异，他意识到学术分工日益精密，岑仲勉“逾越”中古史而从事上古史与语言学研究，不仅脱离了自己擅长的领域，而且导致研究重心的分散，易于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在给岑氏的书信中，他尤为强调语言学作为现代学问的一支，需经专业的训练方能养成，而非倚重字典可以涉足：“盖语言学者，自有其纪律，非自少专攻，精通各种文字，不能得其真谛......西洋人之治此古文者，皆先习土耳基今语，能说能写，然后参以蒙古、吐火罗之译名，然所得不过尔尔。若仅凭字典上之大写字母以论之，则西洋人早发见矣。”季羡林也曾批评岑氏“不但不通梵文，看样子连印度天城体字母都不认识。在他手中，字母仿佛成了积木，可以任意挪动。放在前面，与对音不合，就改放在后面。这样产生出来的对音，有时极为荒诞离奇，那就在所难免了”。傅斯年与季羡林的批评，可谓击中了岑仲勉语言学研究的软肋。从今天的认识来看，采用对音方法考证地名，是“清代以来学者考订外域古代地名的一惯用的方法”，不惟岑仲勉喜用此法，域外汉学名家伯希和、藤田丰八、白鸟库吉等“亦广泛应用对音以求地名”。岑仲勉“虽未谙古代西域语言，对音译尚有问题”，但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仍不乏创见。

综上，傅斯年与岑仲勉之关系，经历了从相知到相离的过程。对此问题的考察，除应观照两人因学术见解和工作范围认知不同造成的隔阂之外，还应从宏观层面加以考量，将着眼点置于近代以来时代的变动对史学演进趋势的影响，兼顾史学家在推进史学专业化进程中采取的不同学术主张、建构路径与实践方法，由此亦会导致学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