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楚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随着分封制的瓦解和“三统说”不再作为时间统绪而存在，“大一统”逐渐摒弃最初“尊崇一个时间统绪”的含义，仅保留“深刻且广泛的统而归于一”之义。宋代由于长时段、多维度的不同政权间互相对峙所形成的事实上“非一统”，“大一统”内涵中政治疆域概念凸显。这一变化与宋朝鲜明的“广一统太平之业”的追求互为表里。政治疆域概念的凸显为少数民族政权所用，促进了元朝的“大一统”。这一转向推进了以政治疆域一统为核心的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积淀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关键词：“大一统”；内涵；宋代；中华文明统一性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阶段，在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塑造上也是重要的历史时期。

关于“大一统”的内涵，学界已有一定关注，如葛志毅认为“大一统”的本义是“尊王”以彰显政治一统。一些学者在考察“大一统”思想时，已经关注并提出“大一统”内涵在宋代发生的转变。晁天义认为，“大一统”本义是“推崇一个（一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而“从元代开始，知识阶层当中就已出现将‘大一统’理解为‘大规模统一’的现象”。陈跃指出，辽宋夏金元时期，“华”弱“夷”强，各方对“大一统”在内涵上更强调“合九州居正统”。成一农指出从宋代之后的“大一统”强调政治上的“一天下”，“以及由此带来的‘正朔’（历法）和度量衡等方面的‘一统’”。王向民、陈立业指出，10-13世纪是“大一统”思想发展的第三个历史阶段，是为清代大一统思想形成的基础。在一些有关“大一统”思想、宋代正统论的讨论中，也对此有一些关注，如饶宗颐、江湄等学者对此均有所论述。关于这一时期“大一统”内涵的其他研究成果参见文中注释。

本文希望阐明在这一时期，“大一统”内涵发生的对疆域政治统一的高度关注，结合宋代“大一统”内涵下的“大一统”理想与实践，更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中华民族突出的统一性。

一、从“一统”到“天下一统”

“大一统”的含义，在中国古代至少出现了“推崇一个（一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和“大规模统一”两种含义。理解和认识这两种含义，需要首先区分“一统”的含义。“一统”一词在历史上，可以辨明的较为突出的含义有两个，分别是相对“三统”说中“三统”而言的“一个时间统绪”和“统而归于一”。

“一统”意为“一个时间统绪”是“大一统”一词中“一统”的最初含义。《春秋公羊传》（以下简称《公羊传》）以“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解释经书“元年，春，王正月”。通过推崇一个时间开端的统绪，尊崇周王权威，彰显统治。此时的“一统”是基于“三统循环”的历史认识上形成的。“三统”，通俗地说即是新政权建立之后，容许此前两个政权的继承者、统绪和历法继续存在，即同时存在三套不同的继承者、统绪和历法。“大一统”则是在三个并存的继承者、统绪和历法中，以新政权为尊。清人刘逢禄认为“通三统为一统”即是此意。晁天义指出“通三统”是“大一统”的前提，只有在承认三统的前提下凸显一统的地位，才能增强其权威性。“三统”说的存在是以分封制为基础的，随着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出现和分封制的逐渐瓦解，基于“三统”说的“大一统”含义必然发生转变。

“一统”意为“统而归于一”是以新政权为尊的尊王之义与政治统治结合的结果。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李斯上奏，认为已经“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这是在疆域一统、君主独尊基础上的统治疆域内政治治理上的归而为一。迨至汉代，董仲舒进一步突出“大一统”内涵中的思想统一与政治治理属性。他认为“大一统”是解决“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和“法制数变”情况的方法，以“大一统”表明思想、文化、政治多方面一统的广泛的一统。何休解释《公羊传》中“大一统”之义时，认为“大一统”的最终具体表现为君王在统一时间统绪后“布政施教于天下”。自汉代起，较长一段时间内，“一统”的内涵并无较大变化，仅是在侧重上存在着些许不同，如司马迁以“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强调天子统治下的归于一；汉武帝以“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叹“归于一”的统治下国土疆域仍有不足；唐皇朝在册封皇太子诏书中认为立皇太子有利于“大一统而贞万邦也”，以此彰明伦常统纪，安定民心、稳固疆域。这些论述都仍以尊王之义作为“一统”的核心要义，并没有脱离董仲舒、何休提出的“一统”的内涵。

随着分封制的瓦解和“三统说”作为时间统绪的终结，“大一统”逐渐摒弃最初“一统”“一个时间统绪”的含义，成为“深刻且广泛的统而归于一”，其间政治疆域的概念也日渐凸显。唐代起，“一统”就越来越多的与“天下”“四海”这样的地域概念连用。甚至在唐修《隋书》中，所有“一统”都被加上了“天下”“四海”的地域限定。其中，仅“志”的部分，即出现“天下一统”4次，“四海一统”1次。这些论述或表明疆域广泛，或表明疆域完整，集中体现了唐代对疆域范围的关注。

迨至宋朝，疆域仅为旧有“天下”“四海”中的一部分，“一统”的含义进一步发展，“一统”中的疆域成为可经过阐释变更的概念。在宋太祖时，“一统”中的疆域与唐末时的疆域相近。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春二月，赵匡胤已经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且先后平定了荆南、后蜀、南汉和南唐，群臣曾奉表请宋太祖加尊号“一统太平”，宋太祖以“燕、晋未复”，不能称作“一统太平”，拒绝这一建议。这时的“一统”是包含燕云地区、与传统“天下”认识接近的“一统”。

二、宋朝的困境与“大一统”内涵中疆域政治概念的凸显

宋朝对“天下一统”疆域概念的重新界定，源于其立国之初便长期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的现实形势，以及构建政权合法性的内在需求。北宋初年延续了五代十国的基本版图，北方疆域因失去燕云十六州这一战略屏障，始终面临辽军南侵的威胁。经过高梁河之战（979）、岐沟关之战（986）等大小战役，至真宗朝与辽签订澶渊之盟（1005）。此后，直至北宋末年，宋与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西北边疆的局势也发生了演变。宝元元年（1038），原先常念“此宋恩也，不可负”的党项人叛宋自立，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并于次年呈表，论证其统治合法性至宋廷，要求宋朝予以承认。而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至仁宗庆历二年（1042）的三年间，宋朝接连三次对西夏用兵，都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签订的和约中，宋廷仍以尊者自居，通过“赐”“纳”大量财物给西夏换取边境和平，希冀能维持传统朝贡体系下的天下，但是事实是“天下缩小成中国”。

即便宋太祖高呼“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但宋人始终清醒认识到疆域层面并未实现真正统一。这种认识的转变在神宗致辽圣宗的国书中就有充分的体现，神宗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皇帝阙下”的对等性称谓，在事实与表面上承认了辽与宋对等的地位。

随着地理疆域上无法实现对天下的“一统”，如何彰显宋朝的政权合法性成为宋儒们忧思的内容。史书修撰中如何评价没有实现天下一统的五代，成为现实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西夏独立的第三年，即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应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在此期间，针对《新五代史》修撰中遇到的统续年号问题，欧阳修初撰《正统论》七篇，后删定为三篇，即今日可见《正统论序论》《正统论上》和《正统论下》。在《正统论上》开篇，欧阳修化用《公羊传》“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之言。但欧阳修所论“王者大一统”已不是上文所析《公羊传》中“大一统”之本义。欧阳修之“王者大一统”系通过“尊王”，将“大一统”与君主统治紧密相连。又以“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这一论述进一步加强了“大一统”内涵中的政治属性，在其论述中，“一天下”的治理前提是疆域一统，这使得“大一统”的天下疆域属性进一步凸显，甚至直言“统天下而得其正，故系正焉”。这种对疆域统一的强调十分鲜明，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统一天下的事功”。这种、“事功”、并非仅限于疆域层面的统一。欧阳修以《春秋》尊周为例，指出“统”的本质是“以周之正而统诸侯”，即实现政治上一统。欧阳修的理论建构不仅旨在解决史书撰述中的具体问题，更是意在为宋代政权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他将“正”与“统”分开，认为“天下虽不一，而居得其正，犹曰天下当正于吾而一，斯谓之正统可矣”，这样，天下一统不再是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仍是“大一统”的必要要素。

但也正是这种概念分疏，引发了关于“统”与“正”何者更重的学术论争。早在雍熙元年（984）夏四月，针对赵垂庆关于“当越五代而承唐统为金德”之论，右散骑常侍徐铉等人上奏提出非一统的后晋、后汉、后周因为“奄宅中区”，所以“合该正统”，这是以“居正”作为正统，消解未能统一整个天下的论述。在欧阳修提出“正”与“统”的论述同一时期，兴起了以道德为分辨方式区分的“王霸之辨”的主张。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章望之。他认为“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反之，即便是拥有了天下，也只是“霸统”。

虽然“王统”“霸统”之论影响较大，但仍有人清醒的提出反对意见。苏轼就是代表之一，他指出“夫所谓正统者,犹曰有天下云尔”，“一统”是讨论政权是否符合德义思想的前提。这一论述与司马光“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的论述相合，都认为疆域的统一是政权统治“一统”的基础，居中、有德都不是“一统”的充分条件。这样将疆域和政治“大一统”作为政权合法性必要条件的解释，展现了北宋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士人对实现大一统的渴望。

迨至南宋，疆域始终在淮河以南的地区，疆域问题进一步凸显。在疆域进一步收缩的情况下，南宋的政治“一统”也难以保证，除宋孝宗外，南宋其余的八位君主，皇权都受到较大挑战。宋高宗时，有奸相秦桧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宋光宗因病受制于皇后李凤娘；宁宗一朝有赵汝愚与韩侂胄的党争和史弥远的擅权；理宗朝延续了史弥远的擅权，在史弥远去世之后，国政又落入了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此后的宋度宗、宋恭帝时期，军国大权仍在贾似道手中。至于南宋最后的两位皇帝宋端宗与宋末帝，皆“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疆域与政治均非“一统”的双重危机让南宋士人对“大一统”讨论中的重点转向政治思想的统一，疆域范围也一再缩小。

南宋时，士人论述中“一统”的疆域范围最终缩小至宋太宗统治时的疆域。南宋士人以“一统”称赞祖宗之功业，尤其是在南宋初年，多有诸如“京师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统基业本根之地”的论述。王称在《东都事略》中，通过详尽的记述疆域，强调了宋太宗“大一统”的地理疆域范围，意在称赞宋太宗时期疆域的广大，认为宋太宗“以明继圣，而能广文之声，卒其成功，乃大一统”。对于南宋而言，如何维持统治、恢复北宋的疆土是南宋士人的时代任务。因此，北宋时期的疆域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南宋士人眼中“大一统”的疆域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宋时期，“居正”成为士人论证“正统”的主流认识，在重视疆域的同时，“大一统”中政治一统的内涵再次受到重视，这样的重视是从南宋士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中开始的。胡安国在解释“王正月”时，突出其“王正月之定于一”的意涵，指出只能有一个君主、遵循一种“道”、接受一种政治统治，是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二门”。这样对政治思想上“一统”的关注不是个例。朱熹为《中庸》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作注时，指出“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统一也。”只有中央能对疆域实行统一的治理，才是朱熹认为的“大一统”。

三、宋朝“广一统太平之业”的追求

历代学者都有对宋朝统治者软弱、贪安的批评。学界对宋代的讨论更多的集中于对弭兵思想的论述，只有较少的学者对宋代军事作为展开论述。其中，有学者指出，北宋时期君臣对和战之间的论争一方面与当时北宋面临的诸如缺乏优秀将领等困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官员间的权力斗争相互联结”。这样与权力斗争相关联的情况是贯穿于整个宋朝的。

虽然王夫之指责宋高宗害怕女真人，“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称宋朝为“陋宋”，甚至宋朝人都自嘲“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但事实上，宋朝也有“大统一寰瀛”的壮志，还有“广一统太平之业”的努力。这样的努力是与上文中对“大一统”重视互为表里的。因为力不足以实现疆域政治上的“大一统”，所以介怀，因而对“一统”进行反复论述，凸显其政治疆域的内涵。即便演化出“正统”的论述，也始终未曾回避疆域、政治、文化等多重统一的“大一统”概念。

在宋朝君臣的言行中，多能窥见“一统”之思。疆域问题始终是宋朝君臣讨论的重要内容，在史书中，多有宋朝君主下诏令文武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群臣纷纷上奏的互动行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仅宋太宗年间，就分别于雍熙三年、雍熙四年和端拱二年三次令群臣或近臣讨论御戎之策。以端拱二年正月癸巳日的诏令为例，当宋太宗下发诏令后，右正言、直史馆温仲舒第一个上奏，在乙未日就受到了嘉奖，被“赐以金紫”。这样的鼓励令朝臣们踊跃参与，且这样的讨论并没有流于形式。户部郎中张洎，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知制诰田锡都上奏予以论述。其中王禹偁因此受到宋太宗赏识。在宋朝，这样的讨论还有很多。

迨至南宋，士人在明知无法实现“大一统”下，仍坚持寻求振兴南宋，谋求统一南北之道。这样的讨论是广泛而热烈的，既有史学家怀着“恢复中原，为不难矣”的乐观，提出的“自古帝王之一天下，必先为胜天下之具”的“一天下”之道。又有名儒深感“海内涂炭，四十余载”，上中兴论五篇，论治国之大体、谋敌之大略。还有政治家、军事家直言“夫彼（引按，指金朝）之贪婪无厌，设使割地复有所求将何以赂之？”希冀加强对边境疆域治理，建藩镇于要害之地，先固守后反攻。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不一一予以胪列。“无论在朝在野，士的‘使命感’在南宋依然十分旺盛”。这样的“使命感”是忧国家之安危，谋天下之一统的思想精神追求与时代使命。

宋代“大一统”内涵中疆域政治概念的凸显不仅是言论上的讨论，也存在于宋朝的军事政治实践之中。以下仅以数例略证宋朝“一统”之实践：

收复燕蓟的理想与实践。宋朝建国后，面对“交、广、剑南、太原各称大号，荆湖、江表止通供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的局势，经历了一系列的收复战争，收复燕云十六州亦是宋初统一战争的延续。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五日，北汉投降，宋朝实现了对五代十国的统一。当年六月十三日，宋太宗即率军北伐，并在石岭关、沙河等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在最终的高粱河战役中大败于辽军，并未实现收复幽燕的目标。宋太宗时期的雍熙北伐和太宗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太宗发布《北伐谕幽州吏民诏》，以二十万禁军、举全国之力发动雍熙北伐。此次北伐“不是太宗一人闭门造车构想所成，而是集体研究的产物”。雍熙北伐以宋军大败告终，在此之后，北宋只得暂时放弃对辽的进攻，对辽策略改为战略防御。但是燕云地区始终代表着宋人“一统天下”的理想，故而有了宋金的“海上之盟”。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宋金达成共同攻辽的口头盟约。宋廷提出愿意以每年支付大量金钱作为交换，希望金将原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的燕云十六州中除西京（即云州，今山西大同）外的土地归还给宋。后金人，只归还幽燕地区的部分土地，且要求宋朝支付更多，宋朝仍是做出了让步。

对西夏用兵。自宝元元年（1038）西夏自立，北宋和西夏之间不断爆发战争，宋神宗即位后，多次积极主动出战，元丰四年（1081），趁西夏政乱，出动五路军马伐夏。此次作战占领了银、石、夏、宥诸州和横山北侧一些军事要点。由于五路伐夏并未一举灭夏，故在元丰五年（1082）再度出兵伐夏。哲宗时期，“夏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宋朝在泾原路延伸，西安州处设天都山指挥部。待至宋徽宗时期，经过横山之战，西夏国力受损严重，夏崇宗向宋称臣。自王安石变法起，宋朝始终为让西夏回归为自身附属国而积极备战，也在事实上收回了部分疆土。最终，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夏崇宗向宋朝表示臣服，且恢复旧时赵乾顺的赐名。经过长时段、高代价的战争，北宋最终实现了让西夏恢复成为宋朝属国的目的。

拓边西北。宋神宗、哲宗和徽宗都在积极拓边，尤其是对吐蕃的战争。北宋熙宁年间，向西攻取青唐吐蕃和角厮罗等政权，收复甘肃洮河流域两千余里的疆域，设置熙河路。宋徽宗时期共进行了两次拓边行动，分别是崇宁四年（1105）至崇宁五年（1106）的河湟拓边，以及政和四年（1114）至宣和元年（1119）的横山拓边。这些地区大多是原来属于唐，唐中期之后被吐蕃吞并，拓边西北体现了宋朝收复故唐疆域，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渴望。

对金的北伐。南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初年，失去故国的悲恸萦绕于南宋君臣之间，朝臣们分为“抗金派”和“议和派”。在宋高宗时期，岳飞北伐即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为朝中“议和派”所累，最终未能实现北伐收复故土的目标。1162年，宋孝宗即位，即位后便为岳飞平反，起用因主张抗金而遭贬谪的官员，这样的行为极大鼓舞了抗金的斗志。次年，金置宋朝此前提出的再议疆界、不再臣属于金的要求不理，要求宋朝归还此前在采石之战中被宋军攻占的淮北州府，南宋向金称臣。为收复故国，改变宋金之间的臣属关系，宋孝宗于隆兴元年（1163）四月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了北伐的诏令，开始了持续时间两年的隆兴北伐。隆兴北伐失败后，南宋一直没有组织进行北伐。直至开禧年间，宋宁宗不满宋与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开禧元年（1205）五月，下诏北伐，史称“开禧北伐”。虽然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都未能收复故土，但两次北伐中展现的南宋对“恢复”“大一统”的追求是无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并非只追求疆域的一统，而是配合疆土治理实践的政治疆域与思想文化多元的“大一统”。虽然“力有所不逮”始终未能实现真正的“大一统”，但是部分宋朝君臣仍葆有实现“大一统”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与树立自身权威、稳定统治有关，如宋太宗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追求，就与其承继皇位之后，急切需要建立功业，以巩固自身权威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对“大一统”思想中疆域与政治一统的追求与渴望。

四、“四海一家”与元的大一统

宋朝以追求疆域一统为突出表现，以“国政之归于一”为根本诉求的“大一统”内涵在少数民族政权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与发展应用。这样的应用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融合与认同。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对“大一统”内涵的学习借鉴与发展。宋人关于“大一统”内涵讨论中，疆域政治概念的凸显，原是为北宋虽未实现疆域上的一统做论证，但由于欧阳修在论述中将“大一统”与“居正”同列为“正统”的内涵，因此少数民族政权化用有关“大一统”的论述，进一步强调其内涵中有关疆域的统一，将其作为入主中原，实现“大一统”的思想指导。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曾诏令朝中大臣商议德运，名儒赵秉文、黄裳、完颜乌楚等人纷纷上书奏对。其中，《金文最》保存了八篇此次上奏《德运议》，其中黄裳与王仲元二人皆直接引用欧阳修“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之语，王仲元更是直言“谨按：欧阳修《正统论》有曰”。且不论其具体关于承继何种德运变化，这样的论述足以表明当时金朝儒士对欧阳修“大一统”思想的认同。

元朝翰林侍读学士郝经在给宋朝君主的万言书中称“夫天下之祸，始于天下之不一”。天下一统被元朝士人视作是解决存在的一切祸端的根本之法。这也难怪忽必烈在继位诏书中指出：“肇造区宇，奄有四方……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在这封诏书中，忽必烈表达出了对疆域大一统的强烈渴望。他认为疆域大一统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来实现的。官至元朝骠骑卫上将军、行中书左丞的刘整在至元四年（1267）上奏提出著名的“宋主弱臣悖……先攻襄阳”的计策。这一计策在当廷奏对时，遭到他人不同观点的反驳，刘整以“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最终说服了忽必烈。相较于南宋士人“居正”即为正统的认识，刘整的观点中，只有实现“四海一家”，对疆域实现完全的统一，才是真正的大一统。元朝统治者修撰《大一统志》，以彰显自身疆域之广。许有壬直言“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元朝幅员辽阔，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因此元的一统是“实协于名”。这也反映了肇起宋代的“大一统”内涵的侧重转变，在元代发生了进一步变化，疆域的属性进一步凸显。

二是化用“大一统”思想，表明自身合法性。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建立元朝，发布建立国号的诏书，这篇诏书向上追溯尧、舜、禹三位上古圣人，而后又将元朝与秦、汉、隋、唐四个大一统汉族政权统治相类。取《易经》中“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大元”。诏书中对中原思想和历史的化用，充分体现了元朝统治者将自身列入中原“大一统”政权的统绪之中，以此彰显自身合法性的意图。

三是化用“大一统”思想进行的疆域治理实践。元朝在统治中，在极力扩展疆域时，还努力在行政制度上实现“统一”。将周边民族地区“比于内地”，“数道而举之，致四海之混一”。元朝继承发展唐朝治理民族地区的羁縻政策，在尊重少数民族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在民族地区进行政治统治的土司制度。土司政策的可贵之处在加深“大一统”统治的情况下，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大一统”之下统而不同的状态。这一制度对于疆域辽阔、文化思想多元、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而言，是十分重要且关键的。

在一定程度上，宋朝“大一统”内涵中政治疆域概念的凸显推进了元朝的疆域“大一统”，而元朝的大一统，加速推进了以政治疆域一统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增强了中国人民向内的凝聚力，积淀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结语

“国家之业大一统”。当“大一统”不再兼具时间统绪之义后，其内涵中疆域与政治的凸显是一种必然。疆土的广狭限制“大一统”统治的范围，即地理上统治的多寡；政治统治的管辖程度决定了“大一统”统治的深度，即政治权威上的地方和民众服从度。二者都与政权的存亡直接相关。疆土的广狭往往决定了国力的大小，“未闻以地多而亡者”；政治统治的管辖程度决定了政权统治的稳定程度。宋代“大一统”内涵中政治疆域概念的凸显既是时代决定的，也是“大一统”内涵发展之必然趋向。

傅斯年指出，中国人最大的愿望是统一，“未统一时，梦想一统；既统一时，庆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对统一的向往与追求不是中国历史上某一时代的特性，而是溶于中华民族骨血之中，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即便在南宋，无力实现“大一统”的情况下，仍然心系一统、渴望一统、谋求一统。“大一统的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凝聚力。这种力量的渊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内容丰富，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他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随着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中国人民对统一的渴望愈发强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遏制的历史大势，祖国必须统一，也必将实现统一。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5年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