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学系教授

 

史学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门学术，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深固的传统。降及晚清，随着传统社会走向衰败和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史学的发展也日益陷入困顿：观念的陈旧、视野的局促、方法的凝固和社会功能的明显缺失，无不在迫其展开一场革新自救，以应世变。以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涌起为启程标志的近代化转型，便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最初虽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青年派等围绕着“西化”还是坚持本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建设思路展开过争论，但争论的结果，“西化”派显然占了上风，并由此成为史学近代化的主流路径。西方学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表征，不外以人本主义取代神意史观，力求摆脱对宗教神学的依附关系，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倡怀疑精神和科学理性，破除蒙昧主义，借助自然科学方法，树立“无征不信”的治学规则。循此路径，“新史学”把“史学革命”的重点首先集中到改变旧史观念方面，即反对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观及其史体、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观，主张以西方进化论认识整个历史，提倡用近代民主价值观臧否史事人物。这也是梁启超全面批判旧史学的基调所在。但也应看到，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之路又与西方存在着一定差异。

 

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史学在走向近代之初，首先是强调人及其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求突破神意史观的束缚。而在中国，受儒家思想主导的传统史学尽管也夹杂着“天意史观”因素，趋重探究人事得失的观念却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梁启超在比较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古代思想时就指出，前者的特征为“国家及君主人民，皆为神立者也，故神为国家之主体”，后者则表现为“一国家及人民皆为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为国家之主体”，因而一开始他就把对旧史学的批判矛头直指流毒二千余年的帝王集权及其专制思想而非宗教神意，同时极力倡导民本和民主思想。其《新史学》猛烈抨击“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家谱，“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等，用意正在于此。就此点来说，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观念上更接近于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史家。

 

又如，西方史学的近代化通常是以倡导“为学术而学术”的非功利主义以求摆脱中世纪神学附庸地位，从而达成其学科独立为前提的。英国当代史家浦朗穆就说过：“至文艺复兴以降，史学家逐渐决定致力于了解曾经发生之往事，为了解而了解，非为宗教，非为国运，非为道德，亦非为神圣化之制度……史学家日趋于窥探往事之真相，而冀自此建立有历史根据之社会变迁轨迹。此为一西方之发展。”而在中国，因其深厚的经世传统和近代以来救亡图变的急迫形势，使这一时期的史学始终对社会发展及其政治运动保持着深切的关怀。梁启超《新史学》即称：“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他因而疾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乃直欲以注重传统“经世”观作为激发“史学革命”的重要助推力。

 

这表明，新陈代谢式（相对于少数替代或覆盖式的新旧文化变动而言）的学术形态转型作为近代世界最常见的文化现象，在不同民族和国家，通常并不能完全泯去其原先的个性，其文化传统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但是从总体看，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初期，由于新思想界对此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局限，传统史学理念不是遭到否定便是被淡忘，对其与近代史学的关系及如何批判继承等问题，更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救亡思潮的急剧高涨，如何发扬民族精神重新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点。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和1939年以后延安、重庆进步学者倡导的“学术中国化”，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鉴于20世纪最初30年偏于“全盘西化”文化建设路向遭遇的曲折，特别是其中不顾国情生搬硬套西学引出的一些教训，一些学者在“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过程中，认识到近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只有依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汲取西学和传统中有益成分，“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才更切近实际。在“学术中国化”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嵇文甫指出：“当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热潮正高的时候，在反封建的意识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受攻击，似乎真要‘把线装书抛在茅厕里五十年’。”但现在，时代变了，“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不仅有其丑恶黑暗方面，也还有其美丽光明方面”。尽管当时中国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但其文化并非毫无价值，因“各民族自有其历史遭遇，自有其生活经验，因以形成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只有透过这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各种民族文化，而后才可以真正认识出来世界文化的统一性。抹杀民族间的具体差异，而徒高谈世界文化，其结果只能造成空洞贫乏的死公式，不会有什么切实的成就”。吕振羽也表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新文化，是通过反封建文化的斗争过程去创造的；但这不是把‘民族固有文化’抹杀，而是‘扬弃’旧文化”，即使之“经过改造，消化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成因素”。

 

在此种氛围下，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关系——无论在理论反思还是实践操作层面，渐受关注，参与者不仅有一贯主张呵护民族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也包括其他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家。如熊十力在批评胡适等唯“考据是务”治学倾向的同时，提出应发扬《春秋》经以来“治史必究大义，本天化以征人事，鉴既往以策方来，其义宏远”的精神，实际上是要求重估被不少近代学者否定或忽略的某些传统史学理念。柳诒徵还对传统史学的源起、功能、史家应具修养、史学方法、编纂学等基本原理作了较为概括的系统梳理，其特点是“以中释中”，即以中国文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疏解其特有的内涵、理论形态、范畴和方法，并坚持认为传统史学的某些原则仍具相当的生命力。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翦伯赞也对胡适等人全盘否定传统的非历史主义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他们“想以毁灭中国两三千年来封建文化中的一切积极的成就而赤手空拳凭空建立其‘布尔乔亚的文化’，这是非常可怜的愚笨”。对于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正确的态度不是“完全消灭”，而应“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着并发展它，当作新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

 

有的学者则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注重发掘其他传统理念或方法，以济单纯实证考据的不足。如陈寅恪主张在据史料推断史实的过程中，可有条件地采用“了解之同情”，也即传统史家常用的“验之以理”和“察之以情”之法，在深入体会研究对象所处背景及身世的基础上，设身处地“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垣更是对传统史学方法作了多方面的总结和探索，其所撰写的《史讳举例》尤具本土文化特色；而《校勘学释例》虽然讲的是一般校勘通例，但其中有关“理校法”（此法一直颇受推崇西洋校勘法的胡适轻视）的说明，却揭示了中国传统校勘善以“对校”和“理校”相结合的特点或优势。

 

自然，出于不同的学缘或思想背景，各派史家在这方面的认识并不一致，加之传统史学自身的局限，使整个近代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呈现一种颇为曲折的情状。这里，试就中国史学传统及其在近代转型中的面相，略作考察。

 

中国传统史学内涵极为丰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传统，可大致归纳为以下诸端。

 

（一）强调史学的社会致用功能，几乎是历代史家的共识

 

从孔子的笔削《春秋》欲使“乱臣贼子惧”，到王夫之发出“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机枢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的感慨，无不反映了史学社会致用的功能。即使是被认为抛弃经世精神的乾嘉考据史家，也不忘“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并不否认史学的“法戒”作用。至于经世的目标，则主要集中在探究“治道”和阐扬“名教”两方面。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儒家六经各有所长，其中明显具有史书特征的《尚书》和《春秋》，作用便是“长于政”和“长于治人”。杜佑《通典》的“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曾巩所谓“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都表明了这一宗旨。其时各类史著对“治道”的探讨，不仅关注历代治国方略、用兵之术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文物，对关系构建社会稳定秩序的“人伦教化”也竭尽其能。东晋袁宏就直言，“史传之兴也，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把维护“名教之本”——君臣父子人伦之序，定为史学的根本职守。宋以后，理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这方面发展更甚，直至清章学诚，其《文史通义》犹一味鼓吹“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足“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

 

这一传统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始终贯穿较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时局参与意识，也是其数千年来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同时亦需看到，由于古代史家大多偏重在“治国平天下”的治史框架中回旋驰突，并将社会政治生活中居统治地位的帝王将相视为历史中心，故就其总体而论，终不免形成特重政治史而相对轻忽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倾向。这种两面性直接导致近代史家的不同评价和态度。

 

正当梁启超大倡经世为发动“新史学”助力之际，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了《论哲学家与美学家之天职》一文，依据西方近代学术理念，主张学术应求“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一国之利益，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若专重一时功利，“求以合当世之用”，有时反易自失其价值。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顾颉刚等更是极力倡导“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梁启超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变化。而20世纪30年代后，因时局变化，学术界主流意见又渐多倾向注重史学的经世功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仍出现过一些大的反复。如何在史学的发展中正确处理学术和“致用”的关系，使之结成良性的互动和平衡，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其实，在传统史学中，“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并未缺席，这就是史家向来十分重视的“直笔”和“求真”，它们与经世本为相辅相成的两大基本要素，两者协调统一，方能促进史学的良性发展。史学研究的基础，当然是实事求是，如果为了达到某种利益而不惜违背乃至歪曲史实，必然走向虚幻和误导社会，更谈不上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不过，在中国古代，由于长期被帝王用作巩固统治的工具，史学往往表现出对封建政治很强的依附性，就此而言，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对于打破此种陈旧的依附关系、建立现代学术独立健康的运作确是十分必要的。但如因此走向另一极端，把史学这样一门以人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和对社会应有的关怀人为地隔绝开来，同样也易产生其他弊端。现代史学的发展，应始终对此保持清醒的意识。

 

（二）颇具广义特征的史学内涵

 

中国早期史学渊源于殷周史官文化，史官代表朝廷垄断了文化知识的汇集、保存和传授权力，在各类知识分类不明而尚处于混沌状态下，史官本身也被视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通才，并由此形成了深厚的崇尚博学传统。司马迁创立纪传体通史，在本纪（兼为编年史）、世家和列传之外，复立八书广录天文、地理、制度、经济等人文和自然现象，“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可视为对这一传统的继承。而历代正史编修皆取此体裁，南宋郑樵欲继司马迁之志“集天下之书为一书”，以及章学诚所谓的“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实际上也与此种观念有一定关联。因此，古代史学的研究虽多集中于军政方面，但对历史的记载仍不失其宽广，仅从《四库全书》史部的内容看，其所含的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和史评等15大类就涵盖了史事人物、天文、地理、民俗、物产各方面，这样的历史视野与学科规模，不但为历史现象的综合认识提供了条件，也是古代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极为少见的。

 

近代以来，随着学科分类的日益细密，原先包容在史学范围内的天文、地理、物产、政治、经济等已另立为专门学科。在近代专业学科体系纷繁林立的条件下，要求史家个体的知识结构达到司马迁那样的博通更不现实。于是，专而深遂成为一般学人追求的普遍目标，注重博学的史学传统自然难以为继。针对这一近代学术的演变趋势，梁启超提出“以收缩为扩张”之法应之，以为“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学科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版图之事项——例如吾前章所举隋唐佛教、元明小说等，悉吞纳焉以扩吾疆域，无所让也”。这实际上是主张以变通的方式来发扬这一传统，虽然真能做到的人并不多，但不得不说，这一建议对当今史学发展及专业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仍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三）重纪实、重求是、重编纂学的方法论特征

 

中国古代虽史学发达，史书繁多，某些西方学者却认为，“中国人能做庞大的分类工作，能编纂惊人的百科全书，并且能产出他们数不尽的琐碎餖饤的地方史，但是他们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综合’的境界，他们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甚至说：“中国人追求博学，然永远没有发展批判史学。”持这类观点的人，固然对中国传统史学缺乏真正的了解，但更主要的，乃因其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不能认同中国古代史学的某些理念。中国古代素有重视保存历史文献的传统，自史官文化时代起，朝廷就有设官随时记录大事的制度，而“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的说法，也透露出当时已形成编史须以前人所遗文献为据的惯例。在此传统的长期熏陶下，人们往往易将历史文献视为经历或目击者留下的真实记录，而不太注意其与客观历史间存在的实际差异。后代修史，也唯以文献为重。这种观念，一方面养成了古代史家注重史料和对主观想象及无原则相对主义的抑制，以致“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最正宗”的古代史学作品几乎满篇皆为史实的陈述，史家个人的观感往往只是通过各篇末的“太史公曰”“史臣曰”“臣光曰”和论、赞等方式作简短的发挥，而不太主张将之混入叙事间。这样的处理方式，无非是想在史书的“客观”叙述和作者个人评判间作出区隔（这与西方近代史学强调把理论分析与史实叙述合为一体的著作方法明显不同），以示其慎于“天人之际”，尽量避免将主观意见掺入史实。但在某些西方学者眼里，这种“重纪实”的治史风格便成为“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证据了。

 

就史学方法论的层面而言，传统史学最为发达的当推历史考证和史书编纂方法的探究。汉以后，随着史书增多及其来源的多样化，史料辨伪日渐引起学者的注意，魏晋南北朝时史注渐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各类史料的汇聚比较和考辨。至宋，历史考证方法已趋成熟，出现了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李心传的《旧闻证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通鉴地理考》等一批考史名家和名著。清代的乾嘉学风更把历史考据学推向一个高峰。古代的历史考证学正是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段中，循着同一文化演变理路不断积累加固起来的，因而具有极深厚的根基和实践依据。而史书编写作为历史知识的基本媒介，其方式历来也受到高度重视。客观历史的演变本是一个全息过程，其间时空交错、经纬万端，但文字的表述却只能以先后为序，无法同时显示诸多共时态的幕前与幕后、此地与外间复杂事件或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如何更完整真切地表现历史，便成为古代史家十分关切的问题。中国史学史上经常发生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诸体孰优孰劣的讨论，以及史书体裁的多样化远超西方古代的现象，正反映了其在这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及取得的成果。

 

从中国近代史学的实践看，重纪实和考证的传统明显得到了各派史家的认可，并经与西方近代实证方法结合后，逐渐发扬光大，惟传统史书体例颇遭冷落。近代以来，绝大多数史著编纂采用的都是西方输入的章节体（仅少数采用了经改造的传统纪传体也即综合体），该体虽有叙事灵便、简繁皆宜等优点，但是否已臻史体之极，当代史学能否在兼容中外史体之长的基础上创制出更好的新史体，仍值得我们期待。

 

（四）在“天人之际”寻找平衡的历史哲学观

 

纵览中国古代史学史，不难发现，古代史家虽多不否认“天命论”，但在涉及历史和现实问题时，却往往愿意与之保持一定距离，更关注现实生活及其人伦关系的调整，主张发挥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春秋以后出现的“天道远，人道迩”“敬神鬼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观念，已显示出这一倾向。历代史家在解释某些历史现象时，更是一边发出“岂非天哉”的叹息，一边又极力寻绎人事在治乱得失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司马迁、刘知幾、杜佑、郑樵等人的历史观中都存在这样的思想矛盾和纠葛，这也是后人在分析他们的历史观时经常陷入“唯心”还是“唯物”争议的原因。此外还应注意，旧史家常用的“天心”“天意”等词的内涵也比较复杂，有时它确具人格神的意味，有时却指非个人意愿所能把控和认识的客观“大势”或自然力。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史家试图在“天人”也即客观现实与主观能力的作用之间寻找历史解释平衡点的用意。因而，尽管他们的历史观似乎充斥着“天道轮回”的循环论和复古主义的气息，但在涉及具体历史事件兴衰得失的解释时，关注或强调的还是人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甚至萌发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而非一味追求对人格神意志的探究，更未像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史学那样热衷于“在过去的事件中寻找最终来自上帝的模式”，致力于构建一种涵盖过去—现在—将来各发展阶段的历史总体发展图景。这一点，直至晚清王韬在《法国志略·序》中仍发出感叹：“自古事势一去，智愚同尽；运会所乘，才庸共奋。夫亦准诸天道而权诸人事耳，岂由一朝一夕之故哉！”犹可见其遗风不绝。

 

应当说，在古代历史条件和技术水平下，从这样的角度去审时度势地认识历史，其中显然包含着某种合理成分，有些还孕育着朴素唯物论的因子。事实上，古人追求“天人合一”及与自然相谐的境界，也莫不与此种观念有关。史学史或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似应对此现象作进一步思考，而不当因其不合现代科学要求而以简单否定为满足。

 

显见，就以上列举的中国史学传统而言，当以注重发挥经世功能和考据两项最受近代史家关注，而这些传统自身也正是在积极融入近代史学的实践中，才得以经“现代性转化”实现了自我更新：史学的经世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专用护身符，其服务对象越来越转向民众生活和社会进步事业；传统考据学通过和近代科技催生的实证方法相结合，也逐渐突破了单纯的文献考证限制，转而运用考古学、人类学、社会调查等多方面资料和技术的比较验证，方法日益严谨，视野日趋开阔。

 

当然，也应看到，相对于中国史学极为富厚的文化积淀而言，批判继承和发扬其优良传统为现代史学所用，仍存在着相当的空间。特别是在操作层面，如何实现本土史学传统与现代史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仍有不少问题需作进一步探索。这应是当今中国史学理论建设和史学史研究面临的一项任务。从理论上看，由于我们的史学史研究是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观念大量输入的过程中兴起的，对传统史学的研究和分析，有不少地方都借用了西方史学的理论范畴，这在沟通中西史学的理念方面曾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某些概念上的勉强比附乃至生硬套用之习，以致不能精确反映传统史学理论的范畴内涵。因此，要真正比较充分地把握并发扬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仍需下功夫按照民族史学自身的内涵和特点，对其相关概念和特殊表述方法重加梳理和解释，还其本来面貌，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领略其得失，做好批判性的继承发扬工作。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