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舒习龙：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摘   要：张舜徽先生一生钟情于历史文献学的思考与研究，所作日记蕴含有丰富的校雠学、目录学、校勘学等分支学科的分析与思考。张氏初步建构的历史文献学体制，对改变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偏狭而单一的状况，恢复历史文献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进而推动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氏的学术思想形成于民国时代。他对学术本原的追求、识见为高的求索、学术经世的倡导以及博学会通的强调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张氏以史学家的批评视角来评析学术发展中的得失利弊，形成独有的学术批评话语和方法。在张氏的学术思想中，历史文献学是基础，学术批评是其学术品性的表征。

 

关键词：日记；张舜徽；历史文献学；学术批评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是当代著名的经学家、历史文献学家，其学问淹通四部，著述宏富，在多个学术领域中取得骄人的成绩。1941年，张舜徽先生任职于国立蓝田师范学院，翌年中秋节张氏开始撰写《壮议轩日记》。日记中记载了他与同事钱基博、钱锺书、马宗霍、骆鸿凯、吴其昌、钟泰等博学鸿儒的学术交往和相与评点书籍的场景，还与著名的目录学家余嘉锡鸿雁往还，请益学问。自丁丧乱，居于穷乡之中，张氏视教学和学术为其身心安顿和读书敬业之所，环境的困顿抑制不住其读书的志愿。作为学人，生活的贫乏、世途的险恶以及同侪的物议，张氏在日记中忠实地记录了感慨愤懑之语：“在此半月中横被口语，使人居之不安，日夜愁悒愤懑。深感世途险巇，行路殊不易易也。”他人的指摘并没有消减其渴求阅读思考的冲动，张氏将学术视为毕生之事业，故虽遭困顿而矢志不改，其日记对此有传神的记载：“盖著书之业，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专一神志……艰难寂寞，非文士所能堪”。张氏认为著书之业不是为了追求荣耀显名，而是为了解决真问题，进而推动学术的发展。观其日记，勤奋阅读、善加思考、笔耕不辍，是其日记的主色调，而日常琐碎生活的记录、人际交往等鲜见其迹。因为倾心于学术，故能寒暑不易、贫病不懈，坚持阅读思考，遇有心得辄录入札记和日记中，日积月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史心路历程。 

本文在周国林、戴海斌、傅道彬等前贤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以《壮议轩日记》为资料，围绕张氏的历史文献学、史学批评两个领域，梳理和解读张氏学术奠基的关键阶段学术理论的形成、思想嬗变的轨迹，以此来认识张氏学术之特色。 

 

一 建构历史文献学学科体制的初步探索 

张舜徽先生对历史文献有关分支学科的研究致力尤勤。张氏校雠学思想萌生于蓝田教书期间，日记中对其思想的流变有明确的记载，其校雠思想要奠基于学术本原：“吾尝以为校雠必自学问出，而后能极其崇深……陆德明不以校雠名，而能集唐以上校雠学之成，亦以其博通经典耳。下逮清世诸儒，乃登峰造极，若钱竹汀之于史，王怀祖之于经，精审无匹，为后人所推服，而不知钱氏尝以数十年之力治史，王氏亦瘁毕生力以穷经。其能凌跨前人，岂偶然哉？”校雠学不在于章句同异的校勘，而在于穷其本原，张氏例举前人成功的例子以佐证其观点，证明校雠高下要视其人学问渊深与否。紧接以上思路，张氏还对校雠学提出鲜明的见解：“校雠之学，首必究心于簿录之体，而后辨章学术有从入之途；次必推明传注之例，而后勘正文字无逞臆之失。”张氏并不仅仅将校雠学视为学术研究的工具，更将之看成解读典籍运行以及它所承载的学术内涵，由此可知校雠学所关注的是以典籍为中心的学术史书写。 

张氏日记留下许多精彩的议论与评析，比如阅读清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姚振宗文献学名著时候，他评论道：“姚书七种，以《隋志考证》为最精博。《汉志拾补》及《条理》亦不刊之作。所辑《别录》《七略》佚文，能订严、马二家之失，以其识断超卓，故所得为多。近代言校雠者，要必以此君为大家。凡隋以前学术流别，无不洞见本原，极有用之书也”。姚振宗（1842—1906），清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字海槎，长于古籍目录的考证、辑轶，其目录学深得校雠学真味，能洞见学术本源，故被张氏推举为校雠大家，而且其观点一以贯之；“往世治簿录之学者，率多条别源流，称举得失，言论多而实功少。清末山阴姚振宗，独伏处乡僻，闭户研穷数十年，卒致著述弘富，卓然为斯学大师”。姚氏认为，治目录学需要校勘、考证、辑佚之法，“目录之学，固贵乎有所考证”，治目录学需要辑佚之法，但他反对以辑佚代替考证的做法：“时为目录考证者，往往以搜辑逸文为事，不知佚文特考证中之一端，不于一书之本末源流，推寻端绪，徒沾沾于逸文之有无以究心焉，则直以辑书之法为目录之学，殊不然也。”针对近代人治流略学（目录学）“多不识校雠，而好言目录”的倾向，张氏基于其丰富的目录学理论和知识，对上述倾向作了有力的针砭：“吾闻近人治流略之学，多不识校雠，而好言目录，此大谬也。古初但言校雠，因校雠而叙目录。自刘略、荀簿、王志、阮录以降，靡不由此。故晋宋以前目录，皆由校雠而来，举其学斯为校雠，论其书则曰目录。后人乃因目录而言版本，故目录、版本皆校雠学之附庸，但举校雠，足以该之。”张氏从文献学的历史源流出发，阐明校雠为古代专门的学术，目录、版本皆附于校雠之下，舍本逐末乃是背离了历史的客观实际。张氏进一步批评清初学者别目录为一家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会带来诸多弊端：“清初学者始欲以目录别于校雠，而自名一家，不知析之者愈精，逃之者愈巧，学术于是益裂，其弊不可胜言”。由此，张氏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盖校雠之于目录，犹训诂之与传注。训诂者其学也，传注者其书也。目录而可自立为学，将传注亦可为学乎？近人学术苟简，不致力于根原之地，而惟口耳剽窃以自炫，其视清世为书目之学者，则又相去不可以里道计矣”。张氏认为学术以正名为先，求其本源为根本，故力主学术趋大道而舍小径，由此坚守校雠学乃文献学根基的学术观点。推本溯源，求其融会贯通，乃是张氏一贯的学术理念，张氏批评目录独为学也是本此观念，故理论新颖而异于时彦。

张氏论述校雠学不能自限疆域，针对时人将校勘文字异同讹误、审辨版本早晚视为全部工作，张氏认为此举有悖于辨章学术之大的本意。张氏对晚清著名的经学家、文献学家孙德谦目录成就的评价，也能从其比较中显示张氏鉴别学术成就高下的眼光，日记中于此颇有兴味的解读：“阅近人孙德谦所撰《古书读法略例》，书凡六卷，揭橥五十二事，条理缜密，言皆有物，胜于陈钟凡之书远矣（陈氏有《古书校读法》）。其至者足以补曲园俞氏之遗，为治学者所不能外。孙氏精于流略，故于辨章学术，率能不越防检，它人无此力也”。孙德谦（1869—1935），字受之，晚号隘堪居士。其一生致力于经学小学研究，对刘向歆父子的校雠学也颇有心得，为学重考镜源流以观其会通。其《古书读法略例》颇知学有本原，其主旨为辩诬求真、息疑启智，颇近于西方的分类学，张氏对孙氏的评价较高，谓之为“精于流略”，为不诬之言。综上，张氏的校雠之学以书为中心，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主干，由此来建构校雠学之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的理念与方法。他还着重批评刘咸炘著作未切中要害：“刘氏《续校雠通义》阅毕，其书病在琐碎，未能语乎辨章学术之大，以视实斋之书，逿乎远矣。”他对其书弊病洞若观火，并与章学诚著述进行比较，以见其失，他评论校雠学的高下主要看其书是否能梳理学术发展的脉络，进而总结学术发展的规律，这是张氏一以贯之的文献学宗旨。张氏日记中的分析和评论可谓洁光片羽、零珠碎玉，饱含着张氏精心阅读前人著作的思考，张氏校雠学思想已经在日记撰写时初步形成，其后在他所著的《广校雠略》中呈现与日记中思想一致的观念：“夷考世俗受病之由，盖原于名之不正耳。夫目录既由校雠而来，则称举大名（按指校雠），自足统其小号（按指目录）。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郑樵、章学诚深通斯旨，故郑氏为书以明群籍类例，章氏为书以辨学术流别，但以校雠标目，而不取目录立名，最为能见其大。”张氏认为目录学、版本学等都不能独立为学，只有依附于校雠学才有实际意义。张氏指出：“目录、版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但举校雠，自足该之。语其大用，同在辨章学术，考镜原流。后世为流略之学者，多不识校雠而好言目录，此大谬也。”20世纪七十年代末，张氏仍坚守自己的见解，指出校雠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将“校雠”二字理解为狭隘的“校勘”是错误的，将“校雠”与“目录”“版本”并立更是有悖于学术的真谛。张氏进一步指出：“如果进一步从学术价值的高度来看问题，那么讲求版本、校勘、目录，仅是治学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校雠学的最终目的，在能“辨章学术，考镜原流，给读书的人们指示门径，带来方便”。可见，学人日记不仅是其思想观念的连续性记录，更能从日记和其他文类的比勘中观察日记主人学术思想的同与异，梳理和解读思想演变的轨辙。 

张舜徽先生主张不能将“目录”从校雠学范畴里分割出来，别成所谓“目录学”。只有从校雠学的角度去解读“目录”，才能真正发挥目录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强调博通的治学路径对建构完备的目录知识和方法的重要性，他以《旧唐书·经籍志》为例阐明自己观点：

往余观《旧唐书·经籍志》，见其以实录附起居注，以为二者实一物也。及检《贞观政要》，太宗诏从褚遂良索观起居注而不可得，又命房玄龄等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乃知起居注与实录判然二事，一以纪人主之言行，一以纪国政之得失，体之宏纤不同，而为用亦异。《旧唐书》目为一物，非也。自来著录之家，惟马氏《通考》从《宋志》之例，置于编年之目，其例较安。《四库总目》并实录于别史，则伦类不侔矣。可知辨章学术，必有资于博览，若徒守二三部簿录书以言目录，陋矣。

由引文可知，目录强调“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重要性，非深明于学术精微、群籍得失，不足与言目录。目录不仅仅是“部次甲乙”，它更要以“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的高度来解读和分析“部次条别”的一般原则和方法，从而做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张氏批评《旧唐书》将实录和起居注混为一物以及《四库总目》并实录于别史的做法，就是因为目录编纂者没有弄清楚两种体裁记载的差别，又不明了两种体裁的文献溯源和唐代的修史制度，因此学术不明造成分类失当。“辨章学术”有资于博览，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学术分合之势者，不能辨其得失，恰切地分类。所以，丰厚的学术积累，通晓古今的学术功底，是目录家必须具备的素养。张氏强调博通的学术视野的重要性，抓住了目录编纂中的核心问题，颇具学术价值。 

张氏认为目录的作用在于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欲使政教伦理提纲举要、历然可观。张氏在《中国校雠学分论下——目录》中将目录分为官薄、史志、私录、其他等四种，可视为张氏晚年对目录分类定型化的思想。张氏日记中对目录的功用和分类尚处于探索之中，但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比如对于类书究竟置于何种目录中，自来目录著作有不同的安排，张氏指出：“章学诚《校雠通义》则又谓类书之体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不得与子部混淆。章氏所言虽视胡氏尤进，然亦非所以辨章学术也”。针对章学诚的建议，张氏提出自己的见解：“间尝论之，后世书日益多，而学术远不如古。非夫人之智不逮古也，盖自类书日出，而学者广采兼著，可以缉文，可以辩物，而相率视经史为废书，根原之地既绝，则无往而不支离。夷考其受病之由，则学者视功力为学问耳。大氏古人类事之书，乃学者求知之功力，而非成家之学术，谓之纂辑则可，谓之著述则不可”。对于四部外是否要别立类书一门，张氏认为曾国藩的意见值得参考，因为只有如此学术的根原才能得以护持。张氏对谭献《谭复堂日记》所列师儒表部次失当进行了颇为强烈的批评：“其它部次失伦及遗落者尤多……凡此皆显然易见者，若必细审而详析之，尤不止此矣。复堂于清末以词章名，朴学本非所长，故其言多谬误。此盖文人通病，不足诘也”。张氏是清学史名家，熟悉清儒流别，故其批评颇为中肯。谭献以词章闻名于世，以文人身份来刊落清儒流派，部次失当岂非必然？可知，辨章学术之于目录的重要性。

张舜徽将校勘置于校雠学之下，认为书籍校勘特别重要和必要，他认为校勘工作须借用校雠学的理念，将数人同好聚集在一处便于讨论和寻绎，这是校勘中需要坚守的原则。校勘宜其精，学者应该广采群集，参酌校勘经典文本，目的是使得其校勘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这方面作为历史文献学家的张氏起了较好的表率：“自今日起校《逸周书》，用朱氏《集训校释》为善本，取孙仲容《斛补》校读之。自来解此书者，以朱氏《集训》为本，余独病其离弃孔注，采王怀祖、洪筠轩之说亦不能尽，而其所自得者复尟，殊未足以厌人意。余旧有志取晚出诸家书若庄葆琛《尚书记》、何愿船《王会笺》、俞荫甫《群经平议》，以及朱允倩、刘申叔诸人所笺释，旁采笔记小书，为之集解。乱离居穷山中，无以致群籍，徒怀侈原而已”。清人朱一新对校勘方法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国朝人于校勘之学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书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书，字句多有异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窜易也。今人动以此律彼，专辄改订，使古书皆失真面目，此甚陋习，不可从。凡本义可通者，即有他书显证，亦不得轻改。古书词义简奥，又不当以今人文法求之。”清代学者在进行校勘时，力求纠正明人的偏弊，十分谨慎地处理疑字译文，不轻易改窜古书，他们对待他书中的校勘证据的严谨态度，确为校勘方法的典范之论。张氏颇能发明清人校勘的理论与方法，他校勘《逸周书》采用清朱右曾撰《集训校释》，但又对其不足了如指掌，故兼采《孔晁注》、孙诒让的《斛补》和诸家的笺校、笔记小说作为参考资料，以此熔铸多种史料于一炉，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校勘。张氏认为，孔晁作注时，正文并没有残阙，旧注仍具有非常可贵的价值，故可以孔注来进行校勘，张氏以孔注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

张氏认为：“龟甲、金石刻辞，汉初竹简、帛书和六朝隋唐写卷，都足以作为校勘古书的依据，较任何刻本的时代都要早得多，可靠性就更大了”。校勘必依据丰富的史料，特别是对古籍的校勘更需要挖掘出土史料和传世史料的互证。张氏的文字音韵学含有不盲从权威、随时代而趋新的新颖思想，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余平生喜治小学，雅不欲作古体字，友朋有斯癖者，亦每戒止之。程氏所言，实获我心。然前贤于此已早言之，特俗夫未之省耳……诚以文字多变，后出日繁，致用之际与考古殊科，遵古则拘泥不行，从今则形同鄙倍。苟能驱遣得宜，初不必字字据许书也。折中之言，信为通达。私心服膺，无敢逾矩。顾如颜元孙所云去泰去甚而后可，则俗书恶体不可不辨……若能存用本来，删其繁体，不第可以是正文字，抑亦所以趣约易，省烦难也。”张氏认为深通文字音韵学有裨于校勘，校勘中需要掌握“声类通转”的原则来剖析疑难，校勘家需将古声韵学上的研究成果，贯注到校书工作中去。所以进行校书工作，首先必须在文字、声韵、训诂方面有些素养，这自然是最基本的重要条件。许慎是文字学泰斗，但其训诂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传世的纸本材料，清末民国时代地下出土史料不断涌现，仅仅株守《说文解字》已经不符合时代变化的需要：“可知研治字学，而不旁求之金文甲文，其术恒穷。惟宜以许书为主，而以金刻殷契为辅，本末先后之序不可乱耳。余杭章炳麟说字，但据许书而不参用金文甲文。虽至难疏解之处，亦必曲说以求其通，此通人之蔽也。大抵许君以一人智力而成是书，不可保其无误。加以历世久远，传写多讹。苟有难通，正不必强为之讳”。所以，据金文甲文等新史料来解说文字，是用科学方法解说文字的尝试，是符合学术随时代变动而变动的大势。 

张氏晚年吸收中青年时期在日记中提出的片断校勘思想，在学术论文和著作中进一步诠释他对校勘的系统理解，围绕校勘的起源和任务、校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校书的条件、校书的依据、校书的态度、清人的校书工作等六个方面申述他的观点，用其丰厚的学养和通识的眼光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加以辨析。如他评论段玉裁博学高识、颇有校勘功力，掌握经书义例，常能操约持繁，以类统杂。即使没有它书可资佐证，也可直接订正后世传写之讹，勇于改字，无所顾忌。段氏校订《说文解字》，勇于大胆怀疑，就是因为其掌握了全书的义例，故能取得较好的成绩，所以说校勘宜有卓识，有识才能勇于质疑。再如，张氏认为钱大昕湛深经史，博学多通，故校勘经史无不精密。他认为：“钱氏这种校书法，完全是以史实、他书、文字形声及行文义例作依据，来解决许多问题的，不仅考证文字异同而已。足以说明他所采用的是一种活的校书法，在博极群书的基础上，广揽兼征，而论定其所以然。远远不是一般校书工作者用旧本对勘今本的方式、方法所能范围了”。这种活的校书法相当于陈垣先生总结的“理校法”，此法最为高妙，灵活运用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学者的学术思想随时代不断成熟，汲取有益的养料，张氏的学术历程生动地诠释了这种现象。

张氏对考订辨伪之学在历史文献学中的作用有深刻的理解。他指出：“所谓能入者，记诵之事。能诵者，考订之功，学者必先精记诵，而后可以言考订。致力之序，宁可乱耶？”由此可知，考订之学需要建立在精记诵的基础上，只有广见博闻才能便于精确的考订。张氏在校《逸周书》时候，采用孙诒让《逸周书斛补》作为依据，原因在于孙氏精熟于《周官》：“此书以孙仲容所斛补者为精，其据《周官》以订正是书者，尤多塙不可易之言。以其烂熟《周官》一经，贯穿证发，无往而不精切也”。孙氏《斛补》虽最晚出，精识尤多，其补证阙文，贡献尤巨。张氏指出考证必以学问为本源，近代学人不明此理徒言考证，结果造成文理不通、议论失当：“近人多不读书，而以言考证为名高，造一论说，文理每多不通，遑论其立言之是非耶？即此行文小技，后人且不能学步，奚用肆力著述为？”张氏以孙诒让《籀庼述林》为例，说明孙氏学问根柢深厚，湛深经术，而尤长于说字，故其考证意蕴深厚，条理井然。可见，考证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储备，要有通识的眼光。孙氏深于郑学，故能撷英咀华，正其伪失。对辨伪学，张氏也很重视，且对伪书的价值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而后之为《尚书》者，于二十八篇外率屏绝不复观，不悟伪古文书行世既久，举凡性命道德之几微，文武政教之要略，所载实宏且备，即令不能如方氏所云为秦汉人所为，独不可视为魏晋人立言之书，侪之诸子之班乎？故辨古书真伪可也，既审定其伪而分别观之，亦可也。因辨伪必尽去之而后快，则大不可。学者于《尚书》之已备者且屏弃之，更何论于《逸书》耶？此读书所以贵乎有识也”。辨伪工作需要坚守辨章学术的宗旨，既然伪《古文尚书》反映了作伪时代的学术文化，一概摒绝不用并不是辨章学术的态度，辨识出来的伪古文尚书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伪书“不容一概鄙弃也”，张氏主张辩证地看待伪书，他说：“绝对不是一分真伪，而伪书便一律可以焚弃。”以上体现了张氏辨伪的特色，是其辨伪思想成熟的表现。张氏还以客观辨证的态度对待考订辨伪工作，他认为轻率地怀疑古典文献的倾向是不理性的态度，张氏对此深表厌恶。20世纪以来，疑古之风盛行，特别是“古史辨派”张大旗帜后，其疑经、疑上古史的表述众多，甚至提出“东周以上无信史”，张氏对于“古史辨派”一味扩大化的疑古之风予以针砭：“读书但知某时代之物可已，奚必的知其人以实知耶？自疑古之说日昌，学者未开卷，即疑古人无是书，古人不能作是书。闲坐游谈而不读书，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考订辨伪讲究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不能先验地以疑古辨伪的理论来剪裁历史事实，过用理证来推究客观历史，如此疑古辨伪之风无疑会割裂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提出的观点于情于理无稽：“今之考古史者，知人论世，于此独详。迨求之不得，一概目为无稽，非特不信炎黄实有其人，且疑大禹非圆顶方趾。有史之期，断自殷周，乃不啻自缩其历史至数千年矣”。由此可见，一味地疑古所造成的危害表现在割裂中国历史系统性、完整性的真实表达，影响着对中华民族悠久传统的认同和自豪感，势必会造成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故张氏所提出的以“释古”代替“疑古”，不啻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张氏对清代辑佚学的成绩有清醒的认识，比如他对清代郑学的辑佚著述评论颇能洞见其卓识：“自来辑逸（佚）之书，专理郑氏学者，元和惠栋开山于前，曲阜孔广林《通德遗书》接轸于后，而黄奭复有《高密遗书》之辑，皆不如袁钧《郑氏佚书》晚出之详。今余纂辑《郑义》，当奉斯编为据依，其书网罗放失，得二十三种，可云备矣”。清人辑佚郑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辑佚的工作方法主要采取辑古佚书的方法，不过他们的辑佚工作还是在感性经验的指导下，通过对辑佚文本的序言、跋、凡例等来展现辑佚的原则方法、宗旨、佚书流转、辑本优劣，这些还不能算自主且带有研究性质的辑佚学。张氏对郑学辑佚著述评论其得失短长，皆是从辑佚学初兴的历史背景来探讨。他对草创之时的辑佚学空疏之处也提出尖锐的批评：“然吾每一展卷，辄病其不达著书体例，每卷大题之次，标以‘鄞袁钧学’四字，其意乃欲上法何休《公羊传解诂》例，不知此乃后人追题，犹云某家之学尔。成家之学，惟后人分宗别派，可以某家某学称之，本人不应据以自名。大氏论议之书，可题曰著；疏解之作，可题曰注；若夫纂录之业，无涉著述，自宜标某辑。此著书通例也。清儒高揭汉学之帜，而每有造述，不达此例。即高邮王氏亦犹病诸，惟金坛段氏、南江邵氏立义不违于此耳”。他对清儒不遵著述体例，颇有痛下针砭的评论，希望借此警醒从事文献学、辑佚学的学者关注。

张舜徽先生以“目录”“校勘”“考证”等作为历史文献学的主要内容，认为：“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张氏一生钟情于历史文献学的思考与研究，《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读法》等是张氏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系统思考的重要著述。通过这些著书，张氏试图将中国历史文献学从传统偏狭和单一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将“文献学”与“史学”相互对峙的情景调适为相互融合，恢复汉唐以来历史文献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 其对历史文献学的范围的思考，历史文献的体例内容的分析，历史文献学价值作用的阐释，以及历史文献学史的梳理等，皆表明张氏对中国历史文献学有着通盘精深的思考，对推动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氏在日记中结合对前人成果的阅读体验，已经就相关重要问题作了初步的梳理和解读，提出了一些精彩的观点，它们也融入了其后所写的著作中，成为著作中的相关篇章，可见学人日记是学者进一步创作的源泉。

 

二 学术批评的视域与思想 

学术批评是指学者对各个历史时期学术发展的评价，包括对学者、典籍、学术流派、学术现象、学术观念的反思、商榷和批评。学术批评作为学术史的一部分，是我们深入研究学术史一个重要向度。随着近代学人日记的不断涌现，学人日记作为研究学术批评的重要素材开始引起学者关注，学人日记因其相对客观和原始记录的价值更有利于作为学术批评的史料来源：“日记的价值不在徒发宏论和严谨的论证，其史学批评虽一鳞半爪，然洁光片羽，常能直抒胸迹，无所避讳才可见批评之真。”《壮议轩日记》有很强烈的学术批评意识。日记中读书、评书是其日常最基本的学术活动，占据最大的篇幅。巨量的阅读实践，供给其丰富的批评素材。張舜徽学术批评，既有对阅读书籍的评点、作者著史精神的批评，更有对时代学术风气、学术流派、学术方法的反思与评论，其视域泛涉群籍，张氏以史学家的视角来评析学术发展中的得失利弊，形成张氏独有的学术批评话语和方法。 

张氏的学术思想形成于民国时代，张氏对学术本原的追求、对识见为高的求索、对学术经世的倡导、博学会通的强调以及反对学术门户之见等，都体现了鲜明的特色和张氏阅读思考后的精心构建，这些思想成为其学术批评的独特话语和范畴。“学有本原”是张氏批评史学高下非常重要的标尺和原则之一，上文中对此已有论述，其实这样的论述在日记中随处可见。如他评价俞樾和孙诒让，说孙诒让“能达本原”，俞樾则好博且杂。再如以俞樾（曲园）和王念孙父子（高邮）为例，说明立定学问本原的重要性。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群经诸子为本原，根柢深厚，“此所谓学已有成而后成著述。”反观俞樾根基未成急于著书，“自少时以著书二字横于心中，刻刻以步趋王氏为念。”。再如批评民国学人马叙伦：“竭半日之力，涉览今人马叙伦《读书小记》及《续记》三册，服其博览，惟仍病冗杂耳。学不根于经史，而惟以广涉说部书以自侈，此近数十年来学人通病。”张舜徽先生在治学过程中十分看重博览群书，但认为博通应该建立在求其本原的基础上。经史之学才是学问的本原，本原不立，学术如无根之木。近代学者把多且杂视作博学，实际上是迷失本原所在。张氏强调博通之境，但更重视学术本原的建构。张氏对清儒学问渊深博通的境界颇致敬意，但认为清儒的博通根源于本原之地的厚实深邃，他指出“清朝诸大师学问渊博，气象伟岸，其始基率由湛深经术，根原之地所立者厚也。”他以理学名家陆陇其（清献）为例，指出：“清献又长于持论，能推见事物之大本大原，釐析利弊，惬当人意”。以此为标准，张氏评论陆陇其的学术：“凡此诸论，皆明白精切，识见高远，非一孔之士所及知也”。相反，他对学人不重视根原之地建设、好博且杂，则以“根原之地荒芜”加以批评。典型的例子表现在钱基博和李慈铭读书上，他们皆贪多务杂。张氏承认钱基博（字子泉）治学之勤，“然其病在滥杂而无别择，又专涉猎唐以下书，未及探寻本原之地，故其所学只在集部圈子内周旋耳。使能尽其精力博观群书，以归宿于经史，其成就当不止此。此学者择术之所以难也”。张氏阅读晚清士林声名鹊起的李慈铭日记中所呈现的案头阅读书目，张氏认为其背离了学术根底：“凡此数十种书，皆非学者根原之地，循此弗畔，亦徒记丑而博，何能窥寻学问深处？”由此可见学术宗旨的乖离必然导致学术本原的荒芜，“而根原之地既绝，则无往而不支离”。总括而言，张氏的“根原之地”植根于儒学道统，以经史之学为根基、以文献学为治学手段，由此来评判学术得失。张氏建构的“本原之地”是其学术批评的重要范畴，日记中批评文本、学者、学术流派等，都可见以其为理据进行批评的显例。 

学者的识见和器局从读书与思考中来，博学善思才能成就识见高远。刘知幾《史通》标举才、学、识“三长说”，指出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张舜徽对学者的识见非常推重，日记中多有论列。比如他表彰章学诚、姚鼐高识孤怀：“而能出其高识孤怀，毅然以扶偏救敝自任者，南有章实斋（学诚）、姚姬传（鼐）”兰州任教期间，张氏对张尔田和孙益葊评价甚高，原因在于两人颇得章学诚之真传，器局与见识博大广远：“余于近人学术，颇推重张氏与孙益葊（德谦）为能独识其大，两君治学皆衍会稽章实斋之绪，以致力乎辨章学术一途，与吾近岁所营若有所深契……顾吾生平服膺实斋之处，不在考证而在识解”。章学诚为学宗旨决然以“扶偏救敝”为己任，一扫乾嘉考据繁琐沉闷的局面，发为孤诣弘识，辨析功力和学问之别，其别识心裁的见解足以振聋发聩。张尔田和孙益葊能衍其余绪，考订辨伪未必其长，学术上推重“独识”为大，与张舜徽的学术观念颇为密合。张氏还在解读清初学术流变时候，评价过康熙时治经学者的成就; “然其时学者能识乎远大，气象规模与乾嘉时迥然有别。”其评论着眼点落在“识乎远大”上，表明张氏对某一时期学者见识的关注，以此作为批评的重要标尺之一。张氏是湖南人，湖湘学者也是他关注和评价重要的对象。日记中评论左宗棠：“其识趣高远如此，又实与皖中诸儒遥相桴鼓也”。张氏将左宗棠的学术与皖中诸儒比较，力证他们在学术识见上遥相呼应，皆有别识心裁。郭嵩焘（玉池）于晚清以通晓洋务见称于时，张氏评价其学术：“玉池之学，主於经世，故其论议，多能识乎远大，而不囿于小近”。又说：“此识此论，皆非有卓见宏抱者不能几”。又说：“玉池孤怀远识，而不见谅于朝野，远使海外，一参再参，宜其言之愤慨也”。张氏有感于近代学者不知本原的弊端，徒留心与记诵、考证之学，将学问之功力等同于学术，高标学者识解的重要性，以“夐绝时流”“识乎远大”等话语来评价学者与学术，体现了鲜明的学术批判意识。

张舜徽特别推崇学术的博洽贯通性，近代分学科体制出现后，更应该厘析学科之间的学术联系，否则会陷入偏于一隅不得其通的境地。张氏认为要想成就通人气象，根基必须牢固，他特别推荐阅读史学经典：“余谓今日教士，宜以读史为先。渠盛推余言之是，且谓彼亦常诏及门读《通鉴》，而尤劝人读《通鉴辑览》，谓其斟酌之间，足为涑水功臣，此诚通人之见也”。史学经典是他认为的根原地之一，日记中开列了他要阅读的史学经典书目，表明他对史学的高度接纳和认可。张舜徽在《日记》中将清代学术分为四个重要部分：考据、义理、词章、经济。他认为词章之学是学术末流，不应该过分提倡，但他并不是完全否定词章之学，他提倡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汇通，张氏对清代学术的批评就是以“考据、义理、词章”三者贯通作为评判的重要标准，比如姚鼐的成就，后人评价不高，但张舜徽认为姚鼐能恪守程朱理学、宗于义理，又不背离考据，故推崇姚氏善于融会贯通、无所偏废，能秉持学术贯通的理想。他对方望溪学术的推崇也在于方氏能以通识来治学：“方望溪之学，根原义理，尝慨然以卫道自任。此等处能观其通，足征其识解之卓。”他还批评清代乾嘉学者：“治学但据守，则无以贯其会通。乾嘉诸儒之失在于此。”张氏评论《归有光集》中的《宋史论赞》篇指出：“昔归熙甫深于此书，钻研不替，集中有《宋史论赞》一卷，每言‘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此通人之言也”。可见，张氏以通识的眼光来评价史学著述，不为流行的时论所蔽。张氏以“博学会通”的观念批评民国大学学风，其评论最能切中肯綮：“夫论学贵能观其通，而不可据于一。今日大学中不无名师，擅文词者，必以诗文教士; 善经学者，必以训诂为宗。即经学之中，又龂龂争辨于汉宋注家之得失、今古文师说之是非，对后生强聒不舍，举汉唐宋清儒先已息之争，必重启之于今日。以此论学为不识时，以此施教谓之诬世。”他批评民国学者、教师为西方输入的分科观念局限，过重专门之学，谨守门户之见，由此不能进通识之门。张氏面对时势之转移，对民国时期的学术路径的转换，提出了颇富洞见的建议：“余论古今学术粗涉其藩，以为当今人事纷繁，万端待理。学者不必复为昔人之专精，宜自蹊径以达于康衢，宜自专门以趋于通覆，庶可以一持万，省后来无数精力。故在今日而欲有所论纂，惟融会贯通之足尚，无庸破裂支离为也”。学者通人的气象深合近代学术的理念，张氏提出的“自专门以趋于通覆”的路径可以有裨于近代学术的转换。

张氏对经世致用的孜孜以求是其学术一大特色，其经世致用的观念最重要的来源在于传统经学思想和湖湘学术文化的传统，其次晚清至民国时代巨变也是催生张氏重视经世致用的外部动因。张氏的经世致用重点在提倡“读有用之书”“弘扬湘学精神”等方面。张氏认为经世致用之学重在学术的实践性，反对学者“载之空言”之弊，对“心性之说”“佛老玄谈”“好炫词章”等皆加以批评与贬抑。张氏以是否读有用书抨击民国学术中“好炫词章”的倾向：“好高谈诗文，不惟不下苦功多读书，且并古人诗文亦不勤加诵习，而好弄柔翰，以此自衒。吾遇其人亦多人矣，窃深耻之。此间共事者群相尚以诗文，而不知从事学术。”联系前文，可见张氏重本原之学，读书有裨于经世。张氏对经世文编学术价值的褒扬，表明他认识到其重要价值：“暇检《清朝经世文编》及《经世文续编》，学术门中犹多有用之文，惟遗漏及滥采者复不少也。因为选其尤至者，共得四十五篇，学者于斯而究心焉，可以观清学之大较矣”。清代经世文编不断续修，形成独特的“经世文编”现象，它开启了重经世致用、重实学的时代风潮，其中的“学术门”关系清代学术尤其紧要，张氏认为其中承载了鲜明的经世思想的“有用之文”。学术当以经邦济世、匡济天下为职志，张氏悬此为鹄的。张氏作为湖湘学术传统的一份子，对湘学怀有浓厚的感情，他推崇乡贤秉其高尚之志以从事学问，并取得骄人的成绩，特别推崇郭嵩焘、胡林翼的学问：“湖湘学者之伟绝处在此，其所以异于江左者亦在此。吾何歉乎哉？余平生喜治小学经训，而于乡先正之学颇能窥其深处，时举此为及门言之，冀以恢宏其志气，致经世之效”。受乡贤之激励，张氏愿追随乡贤经世致用之学。

民国时代，科学主义思潮盛行于知识界，教育机构视科学（自然科学）为最有致用价值的领域。蔡元培、任鸿隽都视科学为万能，如蔡元培指出：“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任鸿隽指出：“今之世界，一科学世界也……故科学不发达者，其国必贫且弱。反之，欲救其国之贫弱者，必于科学是赖，此证以当今各国实事无或爽者”。在举世风潮的影响下，知识界皆推崇科学的重要性，忽视人文社会科学也有致用的价值。针对这种学术观念，张氏鲜明地提出了他对“致用”的独到理解：“此间某君为诸生讲科学之重要，语甚激昂，大意谓学必期于致用，诵读著述不足以专学之名……明于孝友睦淵任恤之道，此人理（即伦理）也；达于经权先后本末之故，此事理也；通论万物变化终始之故，此物理也。昔人言通天地人而后谓之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谓之伎。所谓天地者，万物变化之理；人者，处群之道与夫应事之宜也。今人言富强以昌明工艺为亟，此固妇孺咸知矣。顾其所穷理，初止限于物之一端耳……吾尝观自他邦游学归者，技艺信多专擅，而不应人事者滔滔也。以之应世，无往而不乖牾，是徒役于人而不能役人者也”。张氏认为，所谓“致用”必通“人理”“事理”“物理”，科学之用仅是致用之一端，如不征诸人事、人理，将致用局限于技术发达、物质增益，是曲解了致用的本义。张氏以儒家的哲理梳理解读致用，提出了颇富参考价值的建议。

 

三 结语

张舜徽先生生当乱离的时代，其历史文献学思想和史学批评意识形成于民国时代，历史文献学是其学术基础，史学批评意识则是其学术品性的表征。张氏在学术上对自己要求极严，且经常自我反思：“然则次青固奉《提要》为守约之书，而不从事本原之学，宜其解自得之言也。昔钱牧斋论时下僞为古文者大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余尝谓晚近高言经学者，亦坐此失。自今以往，吾当奉为厉戒也。”张氏的学术理性、客观，成就了他在以上两个领域的学术功业，展示了他作为学术通人的丰满形象。

张舜徽先生的《壮议轩日记》承载着鲜活丰富的阅读实践。他在阅读过程中基于自身的阅读兴趣，最为关注的学术领域是清学史、历史文献学、学术史( 包含学术批评史) 。张氏的历史文献学和学术批评史主要评论、批评的对象是清人文集，在阅读和批评中建构其历史文献学和学术批评史。立足于张氏日记，我们希望建构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面相”，客观地再现其在历史文献学和学术批评史上的“意义建构”，展现在历史巨变年代学人的学术思考。

 

 

（本文原载《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