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泽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提要】四十余年来，中国公共史学有过两次启动。第一次启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结合中国史学传统，学人在“史学危机”背景下对中国史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得出应关注现实、走向大众，以知识为人民大众生活生产服务的学界共识。但是，由于缺少社会需求，技术条件不足和学风转变等因素，此次启动未能结出硕果。21世纪以来，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历史文化产品的需求快速增加，中国公共史学得以第二次启动。由于党和政府的提倡、自媒体技术的加持和史学工作者的理性参与等有利因素汇集，二次启动的公共史学正在健康发展。作为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任务的内在要求，旨在解决历史知识应用与传播难题的公共史学未来可期。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大背景下，通俗史学、影像史学、数字公共史学、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社会管理与商业开发等领域将继续繁荣发展。

 

【关键词】公共史学；史学危机；自主的知识体系

 

 

 

历史知识的应用与传播是中国史学的一个老话题，其实质是历史学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中华文明对历史的重视和敬畏使得历史与现实生活一直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以“祖宗之法”或“前代之失”的方式深刻影响着现实政治运转，主要表现是起居注、实录、国史、正史等严肃的官方史学；二是以文艺的方式承载伦理价值，深刻影响着人心风俗，主要表现是咏史诗、历史小说、历史戏剧等民间史学。随着现代史学认识的发展，历史知识应用与传播的各类表现被凝聚概括为公共史学。

 

公共史学这个概念虽然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等人在1978年创造的，但是实践意义的公共史学在中国确实有着悠久清晰的历史传统。作为一种史学观念、史学形态和一门新兴学科的中国公共史学，是中国史学传统与现代史学有机融合的产物。如果从罗荣渠介绍美国公共史学开始，公共史学这个概念出现在中国史学界已过40年。如果从蒋大椿1984年11月公开呼吁发展“应用历史学”算起，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在史学知识应用与传播问题上的探索也将近40年。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于公共史学的学术研究增多，重视程度也明显增强。立足中国公共史学发展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对中国公共史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理论探讨，二是对中国公共史学学科构建和历史教学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中国公共史学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的背景下，对40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更深入的梳理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把握当代中国史学发展趋势，提升史学知识应用与传播问题的体系化水平，促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关于中国公共史学的发展历程梳理已有一些成果，但是中国公共史学的两次启动情况及其背后因素的分析还是空白。本文在梳理两次启动情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影响中国公共史学发展的各种因素，并对今后发展趋势提出展望。

  

 

一、中国公共史学的第一次启动与失败

 

从历史知识应用与传播这个史学的老话题转变为公共史学的新发展，根源在于现代史学发展中出现的危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史学和中国史学都遭遇了史学危机。不同的是，美国的危机是史学过度专业化导致的，中国的危机是史学过度政治化导致的。20世纪美国史学在专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史学工作者“已不再为广大读者而是为同行专家写作”，选题越专越好，挖掘越深越好，语言晦涩难懂，不仅普通读者望而生畏，甚至史学同行之间的交流也成了问题。同时，社会发展和就业选择倾向的变化使得大量历史学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危机，大量博士毕业生被迫离开史学行业。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学虽然没有美国史学那样过度专业化的问题，但是因为消解了政治与史学的边界而过度政治化，历史学不自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影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正如龚书铎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界，无论承认不承认史学危机，基本都认可新中国以来的历史学曾受到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让历史学出现了僵化、单调等不足。美国史学和中国史学出现危机的原因虽然差异较大，但是根源都在于没有处理好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背离了公共性和真实性这两个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因此，走出危机的正确道路，就是解放思想，提升史学认识，重建历史学与现实的健康关系，让历史学更好地成为人民大众生产生活的有机因素。

 

由于社会环境和学术发展阶段不同，当时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危机感要远大于美国史学工作者，因此探讨如何走出危机的参与规模也差异颇大。美国的探索和讨论类似“摸着石头过河”，是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罗伯特·凯利和韦斯利·约翰逊（G. Wesley Johnson）主持的一个教改项目开始，取得效果后在美国其他大学院校中逐步展开类似的尝试。相比之下，中国的探索和讨论则类似“兵团作战”，很多史学工作者都参与其中。由于美国公共史学兴起的情况已有较清晰的梳理，此处不再赘述，下面简要梳理中国公共史学第一次启动的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如何调整与现实的关系成为困扰中国史学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1980年4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认为当前史学工作最突出的矛盾是历史学的重要性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针对史学工作者比较顾忌的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他特别指出，历史学不能回避现实，“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把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为政治服务理解为一种从属于政治的临时的局部的甚至错误的需要，那就会像刚才说的，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破坏了政治本身。”这一讲话对当时历史学重回学术本位的努力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也给思考中国史学应该如何健康发展的史学工作者以启发。

 

中国史学应该如何正确处理与现实的关系？确实是正在解放思想中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全国史学规划小组建议下，1984年11月1—6日，首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武汉举行，八十余位与会代表围绕“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会议不仅讨论了“怎样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问题”“关于‘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口号问题”，还进一步讨论了蒋大椿提出的将历史学划分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的建议。在蒋大椿看来，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都是史学，有其基本共同点，关键区别在于，基础史学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历史事实，发现历史过程的真理，应用史学的主要任务则是满足现实政治和社会需要，“运用历史知识和真理于现实之中”。这一提法在当时颇为前卫，因此赞同和质疑者兼而有之。不过，随着史学危机的感受越来越强烈，要求历史学走出书斋、加强应用的共识越来越清晰。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史学与政治一直具有“混为一体的牵连”，这既是中国史学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史学长期以来处于显学地位的根本原因。历史学与政治边界的模糊虽然影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很高的关注度。改革开放后，在史学努力重回学术本位的同时，中国人的知识世界和学术观念快速更新，商品经济意识兴起，历史学很快就出现了“不景气”现象：学生不愿意报考、毕业生难分配；教师科研难开展，成果难发表。这种显著落差，引起了大多数中国史学从业者的注意，开始讨论危机原因和找寻出路。参加这次讨论的史学工作者之多，讨论持续的时间之长，从《光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可窥见一二。从1985年3月20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吴量恺《史学研究应当面向现实》开始，《光明日报》就一直关注这一问题，不仅持续刊登相关讨论文章，还在1985年12月、1988年3月召开了学术座谈会，围绕“史学危机”“近十年历史学评价及未来趋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光明日报》上刊登的数十篇相关文章可以凝聚概括为一个观点：历史学应该走出象牙塔，跟上时代变革的步伐，努力融入社会主义建设。比如，当时有青年史学工作者指出，“史学界成了半封闭的、缺乏与社会关联的、自我循环的系统”，为史而史，脱离社会，“史学要摆脱危机，要有益于国计民生，要有功于四化建设，就必须打破自我服务的循环而面向社会”。在他看来，史学要实现社会功能，需要大力发展适合普通群众，以及适合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哲学家、思想家等读者的高质量的史学作品。

 

在应对“史学危机”的讨论中，白寿彝、戴逸、刘泽华、李侃等史学大家也参与了讨论。他们呼吁史学界应该重视知识的应用与传播，为“四化”服务，让人民喜爱。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戴逸表示：“历史科学工作者，当然首先应该躬身自问，怎样改进自己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怎样拓展研究领域，开辟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加强其应用性，使历史科学能够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需要。”一些重要的史学机构也积极组织活动，为中国史学健康发展探寻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1988年10月举办了“历史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讨班”，着重探讨了“史学危机”应对问题和史学研究方法更新问题。参加研讨班的大多数同志认为，“必须有敢于开辟新路的勇气”进行“史学改革”，使研究内容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历史教学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要通过电视、广播甚至小说的形式，普及历史知识”。

 

在史学应该关注现实、走向大众，以知识为人民大众生活生产服务的主流共识中，中国公共史学实质上已经启动了。综合来看，此一时期中国公共史学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多方面的理论探索初步展开：在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史学工作者进行了广泛深刻的讨论；自主提出了发展“应用史学”的主张及努力方向。第二，公共史学实践取得一定成绩：历史小说成绩突出，凌力的《少年天子》、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出版后影响颇大；历史剧，特别是历史类电视剧开始起步，《诸葛亮》（孙光明导演，1985年）、《王昭君》（孙光明、董利武导演，1987年）、《袁崇焕》（陈家林导演，1987年）、《太平天国》（范秀明、曾皓文等联合导演，1988年）等作品面世；口述史学此时也开始在国内有所实践。第三，积极观察世界史学发展趋势，主动吸收有益养分。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主动了解、介绍美国公共史学的发展情况，并有意借鉴吸收。

 

遗憾的是，中国公共史学的这一次启动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共鸣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后续的研究和讨论也非常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实证学风重新得到发扬光大，占据了中国史学的主流，学界很快趋向于专深研究，历史知识的运用与传播问题几乎无人再提，史学从业者在公共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创作方面的投入也基本消失。尽管在历史小说等方面的公共史学实践仍有一些持续，但从总体上可以判断中国公共史学第一次启动失败了。这次启动为什么会失败？参照美国公共史学和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来分析，可以说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市场对历史文化产品缺少强劲的需求。强劲的市场需求是促进产品繁荣发展的动力之源。以通俗历史读物、历史剧等为表现形态的公共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文化产品，因此促进其发展的第一因素是市场需求。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社会整体处于物质匮乏状态，人民大众的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文化需求被抑制。因此，刚刚兴起的市场，兴趣主要还在物质生产和物质商品交换上，文化产品市场尚未形成。

 

其次，公共史学实践缺少必要的观念和技术支撑。公共史学实践具备跨学科、跨行业的特点，不仅要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知识，还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跨学科治史的观念还未被广泛接受，限制了史学工作者的创作实践。此时我国刚刚改革开放，向人民大众传播知识文化的最主要媒体平台是广播，之后是报纸，电视台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即使是史学工作者愿意投入到实践中，也缺少必要的技术和平台支持。

 

最后，学风整体丕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学风整体丕变，实证主义思潮兴起，强调学术规范化，强调对纯粹学术的追求成为新的学界共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被反复提起。在这种学风影响下，史学工作者很快趋向于专深研究，自然不会再重视面向现实的公共史学。另外，以量化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逐步建立，越来越重视个人独立完成的实证性成果，进一步加剧了史学界对公共史学的冷落。

 

美国公共史学兴起的最初动机是通过改善历史学毕业生就业情况，以提升历史学专业在学校的生存境遇。与面临着碎片化困境的学院派史学相比，美国公共史学一诞生，就在学生培养和学科拓展方面显示了突出的优点和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可以快速发展。此时中国还是大学毕业生包分配工作的机制，专业没有被取消的可能，中国史学工作者因此面临的生存压力远不如美国史学工作者那么大。换言之，在中国特殊国情下，中国公共史学的发展动力不是专业生存带来的压力，而是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 

 

 

二、中国公共史学的第二次启动与勃兴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文化和学术相关的重要变化有：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高速增长；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电脑、智能终端的普及带来了知识传播渠道的革新；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逐渐消解。这些新变化无声无息汇聚在一起，中国公共史学又一次潜滋暗长，并在2006年一鸣惊人。

 

2006年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件应该是“历史热”。这一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出了易中天的《品三国》，火爆华人世界，不仅又一次掀起“三国热”，还让“电视讲史”成为人民大众喜爱的历史知识传播方式。这一年，“当年明月”在“天涯论坛”持续发布自己撰写的《明朝那些事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并引起出版社的关注而结集出版。这一年，历史影视剧的制作和播出走向高峰，后来被广泛赞誉的《大明王朝1566》（导演张黎，历史顾问刘泽华、冯尔康）等历史电视剧完成制作，并陆续在湖南卫视等平台播出。这一年，《新丝绸之路》《大国崛起》《圆明园》等大型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播出，其中《大国崛起》的收视率相当高，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从学术角度说，2006年出现并持续发展的“历史热”，实质就是中国公共史学第二次启动的社会表现。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次“历史热”的核心发起者，不是以专业史学工作者为主，而是主要来自其他学科和“民间”。比如，易中天的学术背景是古代文学，“当年明月”是海关工作人员。在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加持下，有关历史和传统经典与文化的书籍、杂志、网站、博客等大量涌现，广受欢迎。与此同时，各类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成为热播剧，受到民众的喜爱，通俗史学作品迅速出现了繁荣局面。这些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历史爱好者，在进行实践时，也基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工作可以归纳到“公共史学”范畴之内。实践者缺少理论意识并不是实践者的问题，而是理论传播出现了问题。在公共史学第一次启动失败后，“公共史学”概念使用频率很低，因此，当“历史热”出现后，报道和讨论“历史热”的新闻媒体，使用的概念比较混乱，有“通俗史学”“大众史学”等。直到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公共史学”作为一个概念才重新进入学术文化界视野，实践者的理论意识显著提高。十余年来，中国公共史学无论是在实践广度还是在理论深度上，都在持续深入发展，极大地改善了过去史学界不重视或无法解决的历史知识应用和传播等问题。 

 

第一，通俗史学全面发展。1.“讲史”持续繁荣。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电视讲史”经久不衰，产生了一批精品之作；随着技术的发展，“讲史”又发展出音频讲史和视频讲史，前者以“得到”App、“喜马拉雅”App为代表，后者以“哔哩哔哩”网站（以下简称“B站”）为代表；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投身到“讲史”的实践中去。2.通俗历史读物成果丰硕。历史非虚构写作兴起，老中青学者均有优秀作品出现，比如李开元“历史叙事三部曲”（《秦崩》《楚亡》《汉兴》）、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周思成《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等；历史故事类作品仍在发展，《明朝那些事儿》之后，不仅出现了各个朝代的“那些事儿”，还出现了各种其他的系列；历史分析类作品值得重视，如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作品获得读者的良好反响；历史小说创作再出发，马伯庸等中青年作家不断推出新作，社会影响持续扩大。

 

第二，影像史学蓬勃发展。1.历史剧创作在1999—2009年的第一个“黄金十年”之后，一度表现低迷，近几年来在经受网络时代的考验后开始出现新转变，对质量的追求越来越突出。2.历史类纪录片作品涌现，历史人文类纪录片、文献纪录片、人物传记片和口述史纪录片均有持续产出，并且在动画、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帮助下，制作水平越来越高。3.影像资料越来越受到重视，图像证史或图像讲史快速发展，影像资料不仅作为史料被广泛接受，运用于各个时代的历史研究中，而且还出现了借助图像讲述历史等新形式。

 

第三，口述史学走向深入。1.口述史学成为一个社会活跃度较高的学术概念，广为人知。2.口述史学的研究和实践越来越成体系，以口述历史或口述史为名称的研究机构在国内各地区陆续成立，出现了“口述历史国际周”等品牌活动。3.口述史学的实践，特别是口述史料采集遍地开花，不仅越来越多的专业史学工作者投身其中，一些民间研究者也很活跃，而且地方政府和各行各业也都重视起来，有组织地开展行业或地方口述史访谈。4.口述史学研究水平提升，理论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已经从世界口述史学研究的跟随者逐渐发展成为重要参与者。

 

第四，公共史学理论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1.理论研究成果持续出现，水平不断提升，围绕公共史学的概念、特性与框架等问题的研究论文持续发表，相关专著、教材等均已出现，如《中国公众史学通论》《公众史学研究入门》《公共史学概论》等。2.以公共史学（公众史学）为主旨的研究机构出现，《中国公共史学集刊》《公众史学》等学术集刊创办。3.中国学者的国际参与越来越多，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会议均有举办。

 

除以上四点主要表现之外，公共考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数字公共史学等均有很大的发展。

 

第二次启动的公共史学，为何能够生机勃勃？综合考察十几年来的各种情况，大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主要是外部力量而非是史学内部力量促进了中国公共史学的繁荣发展。外部力量主要有哪些？对于公共史学的持续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下面简要分析一二。

 

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强劲的市场需求。需求决定供给，这是社会经济运转的常识。在文化领域，这一常识也依然有效。在中国公共史学第一次启动时，当时经济落后，物资匮乏，人们还顾不上文化需求。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一部分中国人已经富起来了，大学生群体和城市居民人数庞大，文化需求急剧增加。《大长今》等外国历史剧在中国的爆火，进一步凸显了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类产品供应相当不足的问题。时至今日，这种市场需求仍然难说得到了很好满足，这也为公共史学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

 

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强大的市场需求既推动着一般常见产品的生产，也推动着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形式的产品出现。21世纪初，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笔记本电脑开始普及，出现了各种论坛。互联网论坛给各种创作者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发布渠道，也促进了新的文化产品出现。“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是通过“天涯论坛”免费发布的，李开元的《秦崩》最初是在“往复”论坛上发表的。智能手机普及后，App等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促进了音频、视频讲史等新形式产品出现。“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才让公共史学得以发展的核心理念——“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真正变成了现实。

 

第三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党和政府的倡导与支持。进入21世纪后，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公共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纪录片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于2011年1月1日正式开播。2013年12月24日，央视网又推出历史频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后，公共史学实践迎来了更多支持。其中突出的表现是公共媒体内容明显向历史文化类倾斜。比如中央电视台近年来先后开发播出的历史文化类节目就有《国家记忆》（2016年10月首播）、《国家宝藏》（2017年12月首播）、《如果国宝会说话》（2018年1月首播）、《典籍里的中国》（2021年2月首播）、《中国国宝大会》（2021年9月首播）、《中国考古大会》（2021年11月首播）等。不仅中央电视台如此，各地方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也在努力开展“两创”工作。比如，河南电视台推出的传统节日系列节目火爆出圈，山东电视台开发播出了《国学小名士》等节目。

 

第四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是“民间”力量的崛起。这里所谓的“民间”力量，主要相对专业史学工作者而言。近十几年来推动中国公共史学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专业史学工作者以外的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比如，人们熟知的易中天和“当年明月”，都不是科班的专业史学工作者，目前活跃的很多实践者、创作者，比如马伯庸等人，也不都是科班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在影像史学领域，历史剧和历史纪录片的创作者，专业史学工作者或历史学毕业生的参与度非常低。如果从实践者和研究者人数比例这个角度看，口述史学领域里的实践者，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占比也不是很高。

 

在第二次公共史学的启动和发展中，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贡献是什么？简而言之，专业史学工作者的理性参与是第二次公共史学启动发展的重要助推因素。这一次参与公共史学研究和实践的专业史学工作者，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为了解决“史学危机”这个急迫问题而来，而是带着自身的兴趣和思考而来。这些史学工作者在公共史学之外，均有自己的学术专长，因此对公共史学的研究和实践，是与专业研究有机结合的理性参与。王国维等人早就说过，不以学问为手段而以学问为目的的学问，才是比较健康的学问。目前中国公共史学的发展，再次印证了这一论断。相比其他参与者，专业史学工作者的理论素养更高，因此在公共史学的理论架构方面能够作出更大贡献。无论赞同与否，都不能否认十余年来中国公共史学的理论建设已取得一定成绩。专业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公共史学发展的另一个贡献是，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投身到具体实践中，无论通俗历史读物写作，还是音视频讲史，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身影。

 

三、中国公共史学的未来展望

 

回顾十余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多元化发展加速进行，公共史学应该是相对显著的一个表现。展望未来十余年，公共史学是否还能继续蓬勃发展？答案是肯定的。从知识论的角度看，一个知识体系包括两个互相依赖程度非常高的过程：知识的产生和知识的应用。过去40年，中国历史学在“知识的产生”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知识的应用”方面，尚在探索的道路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史学界在思考如何建构历史学的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时代命题时，一定会越来越重视“知识的应用”问题。综合各方面情况看，未来中国公共史学发展内外因素均比较有利。

 

就外部因素而言，有利于公共史学发展的外部因素依然存在。市场需求、技术更新、党和政府的支持、民间参与是在中国公共史学第二次启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四个外部因素，在未来十余年不仅不会消失，有些反而会不断加强。

 

市场需求方面，在可见的未来还有可能会继续增加。21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历史文化类产品的需求一直存在，由于鉴赏力的不断提升，这种需求长期处于一种不满足的状态。近几年来，由于疫情和世界局势等因素，世界变得动荡不安。在这种时候，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历史。

 

技术更新方面，正在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将给公共史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基于智能终端的技术已趋于稳定成熟，目前已经获得较多发展的音频、视频讲史等还将继续产出。另一方面，正在快速发展的虚拟成像等人工智能技术，需要更多的内容充实，而历史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些人工智能技术使历史“再现”更加容易，让创作者如虎添翼，创作出更多的历史文化类产品。

 

党和政府的支持方面，“两创”将会持续开展，支持力度只增不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为了更好地开展“两创”，2017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从国家层面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1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正式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明确规划了23个项目，其中大多与历史文化有关。无论坚定“文化自信”，还是“讲好中国故事”，都离不开对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这种导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一节中有着明确阐述。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论断将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提升到了新高度，也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公共史学的健康繁荣发展将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发挥重要作用。

 

民间参与方面，参与者越来越多，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由于新媒体开设的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参与历史文化类产品创作的“民间”人士越来越多。就目前所见，其中一些是原来新闻媒体的从业者，一些是中学教师，一些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有的人是出于兴趣爱好，有的人是为了生计发展。这些人大多无法撰写历史学的专业论著，但往往具备生动传神的讲故事能力。其中一些人还有可以获得独特资源（比如历史照片）的渠道，或者进行独立创作的技能（比如视频编辑）。在这些资源和技能的加持下，他们的创作水平不断提升。

 

就内部因素而言，有利于公共史学发展的学术因素继续增加。在中国公共史学发展的十余年间，史学界虽然是“理性参与”，但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方面均有显著的贡献。今后，这种“理性参与”有扩大规模之势，尤其在具体实践方面，参与其中的专业史学工作者或接受过科班训练的青年会越来越多。这一判断是基于以下三种观察。

 

一是公共史学优点鲜明，显著提升了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以应用和实践为目标的公共史学虽然表现形态差异很大，但也可以提炼出共同的特点。相比学院派史学，公共史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重返历史现场，重返人间烟火。所谓“重返现场”，是从内容上讲，公共史学以“再现”历史现场为目的，常常借助情境想像和演绎推理，利用知识和常识，将断裂的史料连缀起来，给“风干”的故事重新注入血液，让读者或观众借助文字、语言或影像，回到立体、感性的历史现场，去更好地理解历史、认知历史。这种方向与专业的史学研究是反向的，但恰恰是人民大众需要的。所谓“重返人间烟火”，是从取向上讲，公共史学要重建史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一个不能为人类，尤其是社会大众提供利益或实用价值的学科，势必会变成冷门绝学，陷入发展危机。重新有了人间烟火气的历史学，其发展也将得到显著提升。

 

二是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史学观念更加包容。在十几年来中国史学多元化发展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进步就是，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史学观念更加国际化，也更加包容。对于公共史学来说，这种包容度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专业史学工作者不仅认识到历史知识的应用和传播相当重要，还能够主动投身到实践中。从当前中国史学界来看，自身学术研究颇有成就，在公共史学的实践中也有不俗成绩的老中青学者愈来愈多。如李伯重、李开元、许纪霖、罗新、赵冬梅、周思成、郑小悠等。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将专深的学术研究和知识普及有机结合，与他们包容理性的史学观念是分不开的。比如李伯重就指出，为大众写作，“也可以做成‘第一流’的学问”。还有一个能够反映专业史学工作者史学观念更加包容的感性现象是，在“得到”App、“喜马拉雅”App和“B站”等新媒体上讲史的专业历史学者越来越多。

 

三是学术评价等政策变化在朝着有利于公共史学的方向发展。近十年来，中国高等学校的学科评估和学术评估正在朝着有利于公共史学发展的方向转变。无论学科评估还是学术评估，都在响应“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号召，越来越重视学术与人民大众生产生活的联系。在教育部主持的学科评估体系中，专门增加了一个社会服务板块，要求各高校的各学科列举三个社会服务案例。历史学科的社会服务，大多数在历史知识的应用与传播方面。教育部主持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近几届增加了普及读物奖。在历史学科，普及读物奖基本上都是通俗历史读物作品。另外，教育部颁布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要求到2025年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是为了培养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从世界公共史学发展来看，美国等地的公共史学的核心任务一直是培养历史学科的应用型人才。

 

在上述内外有利因素的影响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公共史学可能在以下五个方面获得较快发展。第一，已经获得良好发展的通俗史学将会继续繁荣。叙述史学的复兴会让通俗历史读物继续发展。在通俗史学领域，除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史学从业者投身实践，还有很多非专业人士投身写作实践。目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故事、历史分析和历史小说三种体例之外，专业史学工作者撰写的高水平非虚构作品，比如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周思成的《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等，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电视讲史、音视频讲史方面，除了已有的成绩，最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专业史学工作者成了“B站”UP主，把讲史从课堂扩展到了网络。

 

第二，影像史学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下，随着智能手机和5G网络的普及，我们已经进入影像化时代，人们对影像的接受和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对于历史学来说，人类的历史记录和历史知识传播、接受的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另外，由于微博、视频号、抖音等自媒体在知识群体的广泛使用，使影像资料的发现和传播更加快速便捷。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剧、历史纪录片等历史的影像化表达形式，必然在历史知识传播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历史正剧虽然目前似乎处于低潮，但是一定会继续发展，历史类纪录片的创作与创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在这个领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非专业史学从业者具有特殊技能和资源，实践活动要比专业史学从业者活跃得多。

 

第三，数字公共史学的发展势不可当。技术发展对当前知识创造、传播与接受的影响之大，可能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的感受。就公共史学而言，技术洪流，锐不可当。历史资料与数字技术结合，让历史场景复原、沉浸式体验不再困难重重，让原本在书本上、新闻中的那些历史文化遗产生动感性起来。国家文物局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在2016年启动了《“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旨在推进文物信息资源开放共享，使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深度融合。在后疫情时代下，数字化传播与创新利用也成为国际国内文博机构的核心工作。“数字敦煌”的成功，让中国的文博机构意识到数字技术对于文物保护开发的价值。数字复原技术让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在虚拟中重生，让人在惊叹圆明园的壮美之后更加铭记那段沉重的历史。在这一领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资源是否可以与游戏开发更好的结合，以及在线历史书写能否在中国发展起来。

 

第四，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将会走向深入。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可知，在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已经提升到文化自信建设的高度上。从学术上讲，虽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但是核心还是历史学和考古学。比如，在非遗保护传承中，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工作就是利用口述访谈来梳理非遗项目的历程，保存技术资料。

 

第五，社会管理与商业开发方兴未艾。接受过历史学训练的人参与社会管理和商业开发中，从历史案例中汲取经验教训，能够提升社会管理和商业开发的质量，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商业计划的理性程度。从美国等公共史学较好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城市史研究者参与城市规划中，环境史研究者参与环境与资源管理中，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此外，不少历史知识和技能的应用也具有商业开发的潜在价值，如口述史学在老人康养领域的运用。 

 

 

余论

 

近年来，公共史学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均有蓬勃的发展，第二次启动的中国公共史学尽管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均有不俗的成绩，但是声势和接受度仍不及其他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其一，史学界对是否应该发展公共史学存在分歧，学术评价的单一化不利于公共史学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史学出现很多新的变化，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丰富书写方式和实践形式，为学界带来新的活力。但是，公共史学在学界的接受度仍然不高，也有一些史学工作者对发展公共史学有不同意见。此外，当前中国史学的学术评价还比较单一，基本只认可专业刊物发表的论文或专业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相比之下，美国史学界对于学术成果的评价就相当多元且重视应用传播。2010年，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和美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建议对如跨学科和数字历史项目等“公众参与和合作的学术”给予充分的学术认可。2017年，他们又对声明进行了补充修订。2023年1月5日，美国历史协会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扩大历史学术定义的指导方案》，提出在传统的学术成果形式和评价标准之上容纳更多不同体裁和形式的历史学学术成果，例如教科书、参考书、专栏文章、博客文章、杂志文章、博物馆展览、口述历史项目、播客和历史游戏等。尽管美国史学界学术评价的变化让学术成果评价复杂化了，但其对扩大美国历史学学术成果的应用传播、推进历史学科的健康发展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

 

其二，公共史学研究存在理论困难，开拓性思维和国际视野仍有待提高。从公共史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公共史学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研究内容也从介绍性、综述性的文章逐渐向公共史学自身研究领域的挖掘和运用扩展。但总体来看，对公共史学的理论研究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整合关键性概念、探究公共史学方法，以及构架中国自身的公共史学发展体系等问题均有待学人进一步探讨。

 

其三，国情与理念差异导致机构合作与学科交叉开展难度大。从具体实践来看，公共史学各主要形态虽在中国均有不同程度的实践探索，却一直未能形成显著的合力，进而产生强劲影响力。之所以如此，有几个主要的原因：一是相关研究和管理工作被学科边界与机构设置划分成不同的“条块”，彼此整合困难，也缺少合作动力；二是中国历史学类的学术协会在学术发展引领和组织方面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当前中国史学工作者需要根据时代发展情况主动增强现实关怀，提升公共史学的研究和实践需要的跨学科理念与能力。

 

其四，当前史学青年人才的培养还比较传统。由于公立高等教育的绝对主流地位和国家对基础学科的支持，中国历史学类专业改革动力尚未完全释放，学生培养理念还比较传统，教学内容以知识讲授为主，不太重视历史知识的应用传播问题，与时代需求有一定的距离。

 

沈刚伯曾言：“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21世纪以来的世界，各方面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历史学的变化也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必然。对于当代中国史学来说，多元化发展表现之一的公共史学虽然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但是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各方面因素的优化，无论理论研究、实践探索，还是人才培养，中国公共史学必将取得不俗的成绩。良性发展的公共史学，将有力助推中国历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任务的完成。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