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田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夏曾佑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其古史观念受经学传统和“新史学”的双重影响。《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烙有经学印迹的“新史学”著作，在上古史叙述中，夏曾佑专列“传疑时期”，吸收新学知识，将神话学引入上古历史，以进化史观对中国神话材料进行解释，以期经世致用。夏曾佑所建构的中国上古历史是其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过渡的尝试，具体而言，他从神话与历史的界限层面对上古史进行划分，并借助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来确立上古社会进化次序，打破了传统的历史退化论观念。夏曾佑关于中国上古史的论述，对于今天的中国文明探源和史学史研究，不乏启示意义。

关键词：夏曾佑 神话 上古史分期 进化论

夏曾佑在中国近代史上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既是“诗界革命”的倡导人之一，又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还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拓者。作为一位针砭时弊的政论家，夏曾佑与严复共同创办《国闻报》，担任《中外日报》主笔，为《东方杂志》《外交报》等报纸杂志撰稿，阐发新思想新学说。夏曾佑在发表政论时常以历史的眼光观察和分析时局，将史学思想与政治诉求相结合。

在夏曾佑的史学思想中，其上古史观尤其值得关注。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参与者，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导其源”者。在“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历程中，无论是“东周以上无史论”与“层累说”的提出，还是《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宋王偃的绍述先德》《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撰写，均在一定程度上导源于夏曾佑的“新史学”之作——《中国历史教科书》。夏曾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下文简称《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原计划五册，实际完成出版了三册，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列入大学教材。夏曾佑耗费不少气力对教科书的上古史部分进行了构建，梁启超称，夏书这部分的内容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

一 、从阅读史看夏曾佑上古史观形成的学术基础

夏曾佑有着深厚且系统的旧学背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较深厚的素养。夏氏26岁参加浙江乡试得中举人，28岁在会试得中第一名会元，殿试被录为二甲第87名，后任礼部主事。但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的地位和旧学背景而抵触新学。随着清末西学的传入和新学的兴起，夏曾佑在旧学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知。

《生平所学》和《手钞藏书书目二种》是夏曾佑先后抄录的两份书单。这两份书单可以看作他对自身读书情况做出的阶段性总结。从书单看，夏曾佑的知识结构以中学为主，以新学为辅。夏曾佑的日记也是考察其阅读史的又一重要材料。日记始于1881年，止于1905年。在其二十余年的日记记录中，有不少关于购书、借书、读书及与友人交游的细节。这些史料为我们从阅读史的角度，研判其经学基础和“新史学”观念，提供了方便。

首先，夏曾佑的阅读博涉经史典籍，从中可见学术根基扎实。夏曾佑曾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坚持认为：“窃谓中国经史二者，诚不可废。经学废，则上下之交、社会之间，将荡僻邪侈而无所顾忌。而自古至今所以相维相系于无形之中者，必即时为之解散，而国家亦无以自立；史学废，则于本国之事迹，茫然其不知，必将自忘其为何国之人，而亦无以动其效法前贤、护卫本族之思想。”从中可见他对于传统经史之学的社会价值的重视。经、史相比，夏曾佑尤爱读史，其日记中有着大量的夏氏读史记录，《史记》、《五代史》、《通鉴》王夫之的《宋论》、《明史·建文本纪》、《元秘史》、《蒙古源流》、《元史辅正》、《唐书》、《新唐书》及两湖史学卷四十二本。

其次，夏曾佑接触新学较早，且涉猎广泛。从日记可以发现，早在1882年夏曾佑就接触到了西方天文学著作《谈天》，1885年购入了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在书单所记录的新学书籍中，史志类、地学类、算学类、医学类、动植物学类都较为丰富。他早年潜心算学，对西方自然科学译著较为关注。随着时局的变化，他关注的新学书籍从以自然科学为主，转向以社会科学为主，西方新学史志之书如《万国史记》《法兰西志》《米利坚志》等都在其涉猎范围内。此外，清末中外报刊是夏曾佑获取新学的重要途径。他的书单列有《格致汇编》《时务报》《知新报》《蒙学报》《尚贤堂报》《国闻报》《清议报》等七种报刊，并在日记中记有《申报》。此外，从其政论中可见，他还曾阅读过《昌言报》《中外日报》《知新报》以及日本出版的《横滨报》等。在接纳新学、办报撰文的过程中，夏曾佑与梁启超、严复、张元济等新派人物往来甚密，故得风气之先。

最后，宗教学是夏曾佑书籍藏阅的一大门类，尤以佛教典籍较多。除传统佛教典籍，夏曾佑曾认真研读过《宗教哲学》《印度宗教史》《印度宗教史考》等来自日本的宗教学书籍。夏氏后人称，夏曾佑“于古今中外学术、宗教、文艺之渊源、派别，窥其微奥，得其会通，尤邃于佛典”。夏氏与梁启超、蒋智由、宋恕等交流佛学，他们钻研佛学，根本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借助佛学解决现实问题，救亡图存。在他看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民人太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志也”，“政治、宗教必相附丽”方可长久。夏曾佑重视唯识宗和因明学书籍，因为他认为唯实理论中对意识分析的细密思路和对世界理解的因明方法，成了对应西方科学哲学逻辑的知识资源。

通过对夏曾佑阅读史的梳理，可以看出其史学思想受到传统经典和新学的共同熏染。经、史关系一直是清代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时人常引子、史之书证经，也会援引经学的方法来证史。在清末的社会背景下，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论争引发经、史关系的进一步讨论。“新史学”传入初期，一些史家将“文明史”作为主要的历史叙述方式，以此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

夏曾佑是晚清今文经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经学是助推社会历史变革的新经学，这进而影响了其史学理念。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他积极寻找救国之法。夏氏与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一起，掀起“排荀”运动，以“排荀”之名反对封建专制。在学术上，夏氏将《易经》中的变易思想融入其历史撰写中，提出“治国经权说”。今文经学的兴盛促进了清末民初疑古辨伪的古史风气。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新史学”的最初实践，客观上受到了经学思想的影响，虽只是著其梗概，“然微言大义，实已略具”。如周予同所言，夏氏《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内容或本质方面，是中国今文经学与西洋进化论思想的糅合”。在新旧交织的历史背景下，今文经学、佛学和新史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夏曾佑的上古史观。

二、神话、疑古与上古史分期

“神话”一词大约是从西欧被翻译到日本，然后又从日本移植到中国来的。该词传入中国，历史学著作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20世纪初，在“新史学”热潮下，中国史学界的文明史编纂受到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的影响，从西方和日本译介传入的各类文明史中所提到的古希腊等国的神话，使“神话”逐渐为国人所知。1903年《中国文明史》汉译本在中国出版，该书是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按照当时西方文明史的研究思路，讲述中国的上古神话和历史。该书是夏曾佑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对他的上古史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

神话学在中国的诞生与中国上古历史研究紧密相关。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的历史学家发掘神话、研究神话，形成了“古史辨”神话学派。顾颉刚曾对夏氏教科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外国神话传入中国后，夏曾佑是第一个从中外比较资料中得到启发，从中国古代记载中搜索出若干在二三千年前普遍流行的神话的人。……这对于当时思想界无异于霹雳一声的革命爆发，使人们认识到了我国的古代史是具有宗教性的，其中有不少神话的成分，而中国的神话和别国的神话也有其共同性。”

20世纪初的历史教科书是“新史学”的最初实践。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第一册运用神话学研究中国上古史，在史学编纂中融入今文经学、宗教学和“新史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开篇第一章第一节即探讨了上古历史的宗教性。夏氏认为上古史与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讨论历史，几无事不与宗教相涉，古史尤甚”。关于人类的产生，世界各国记载不同，但是神造人的说法非常普遍：“古言人类之始者，为宗教家”，“宗教家者，随其教而异，各以其本群最古之书为凭。……而我神州，亦其一也。”可见，神话在上古史书写中具有重要作用。

夏曾佑将上古史划分为传疑期和化成期。在他看来，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而上古之世可分为两期。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事实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故谓之传疑期。由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之期，因中国之文化在此期形成。夏曾佑从神话与历史的界限层面对上古史进行划分，对中国的古史叙述模式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中国传统古史叙述从“盘古开天”始，对“三皇五帝”有着重介绍。而夏曾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则展现了对这些文献记载真实度的怀疑，在古籍记载中，“三皇五帝”之说各异。在夏氏看来，盘古、天皇、地皇、人皇的说法，并不准确，对于他们的描述更可以称得上荒诡。据夏曾佑推测，“盘古之名，古籍不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或“盘古、槃瓠音近，槃瓠为南蛮之祖此为南蛮自说其天地开辟之文，吾人误用以为己有也”。所以南海有盘古墓，桂林有盘古祠就可以解释得通。而且，汉族古皇均在北方，盘古独居南荒也并不合理。

夏曾佑强调“古代详于神话”，因此他在疑古中着力于通过“三皇五帝”说划分神话与历史。《中国历史教科书》从第六节“上古神话”开始，连续多节对“三皇五帝”进行介绍：包牺氏，蛇神人首；女娲氏，蛇神人首；神农氏，人身牛首。而他们的在位时间有“百一十年或云百一十六年”；“在位百二十年”。因此，夏氏断定：“中国自皇帝以上，包牺、女娲、神农诸帝，其人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故言中国信史者，必自炎黄之际始。”

在介绍伏羲、女娲、神农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夏氏分析了神话的原因：

族之古事，但凭口舌之传，其后乃绘以为画，再后则画变为字。字者，画之精者也。故一群之中，既有文字，其第一种书，必为纪载其族之古事，必言天地如何开辟，古人如何创制，往往年代杳邈，神人杂糅，不可以理求也。然既为其族至古之书，则其族之性情、风俗、法律、政治、莫不出乎其间。而此等书，常为其俗所尊信。胥文明野蛮之种族，莫不然也。

由此可见，夏曾佑的上古史观中充分认识到了上古历史的神话元素。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上古神话是人类早期居民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后所留下的，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内容多元。因此，夏曾佑认为上古传说虽然是神话，但并没有脱离历史价值，神话可以作为史料来考察上古初民的性情、风俗、法律、政治等各方面的社会生活。

对于神话和历史的具体界限，夏曾佑虽道“自炎黄之际始”，但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划分。夏曾佑在对炎黄之际帝王之事进行描述时，强调了集汉学大成者郑元之说。郑元之说出于《春秋历命序》，在十六节“帝喾氏”中，夏氏写道：“郑元以为黄帝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少昊）。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这样模糊的年寿记载，与“三皇五帝”时期相类似，也和司马迁的“父子相承，厘然可考”相违反。因此，在夏氏看来，炎黄之际神话和历史的界限并不分明，直到尧、舜二代，“事渐有可稽，非若颛顼以前之荒渺”。但对于禅让制，夏氏依然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禅让制是一种选举制度，属于贵族政体，近世欧洲诸国曾多有行之，但中国不行久矣，所以是值得怀疑的。而孔、孟、老、庄所述尧舜之事，皆为托故之义，不可尽信。

到了夏禹及夏之列王，夏曾佑认为依然存在“夏传疑之事”。夏氏表示，有夏一代可纪之事，除禹以外，传者绝稀，只有益启之事和羿浞之事在古书多有记载。但是，益和启之事得不到证明，有所存疑；羿浞之事虽然在《楚辞》和《左传》中描述颇为详细，但《尚书》中没有记载，《史记·夏本纪》也未记其事，因此不可作为信史。在夏氏看来，古人在著书的过程中，对于史事的去取必定不是偶然而成，可能其中别有一番意义，只是今人不知其中的缘由。可见，有夏一代在夏曾佑的古史观中也并非全然信史。

商周时期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依然属于传疑时代。据夏曾佑考证，暴君桀与商纣王所做之事多有相同，有多达六点相像之处。可是“天下有为善而相师者矣，未有为恶而相师者也，故知必有附会也”。周朝在夏曾佑的分期中，被分为三期，第一期为传疑时代之尾，后二期则为化成时代。第一期始于周开国，止于东迁，即西周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夏曾佑在“自上古至秦中国幅员之大略”一节对黄帝至西周时期的“五服”“九服”之说进行了质疑，认为这两种说法下的政治区域都过于整齐，与建都地形不合，不可据以为实。

总体来看，夏曾佑对黄帝之后的信史考察更加倚重于史料。也就是说，古书记载无法得到证明则不可信；重要古书中有些记载详细，有些却只字不提则不可信；古书记载不符合逻辑之事不可信；古书记载与历史地理记载不符则不可信。

此外，夏曾佑的上古史撰写中常能见到中外神话的比较描述，在对照中外神话的过程中，发掘二者的共通之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夏曾佑在书写上古神话时虽强调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等神话故事荒诞不经，但这些故事却与西方神话有所对照。比如女娲用黄土抟人的传说与巴比伦之神话，与犹太《创世记》中所言上帝用尘土造成人形创造亚当、夏娃之说，如出一辙。而大禹治水与巴比伦古书洪水，《创世记》所描写的洪水及云南最新发现的古书洪水互相印证，可视为上古之事实，且此诸族必有相连之故。在夏曾佑看来，中国神话与别国神话的共同性，是因为古人思考之力，对于天地人物之成因，俱作如是解，这样的论断使人们认识到中国上古史的宗教性，验证了中国上古史的神话成分。

三、英雄神话与上古社会进化次序

在希腊神话中，英雄神话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上古神话中，英雄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什么是英雄？国闻报馆《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下简称《缘起》）中对“英雄”有着详细论说。关于《缘起》，学界偏向于认为这是严复和夏曾佑的合作。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共同创办《国闻报》，《缘起》是刊登在《国闻报》上的一则编辑辅文。因此，《缘起》的内容能够代表夏曾佑的思想观念，其中也蕴含着夏曾佑的上古史观。

在夏曾佑看来，最远古的时候，处于山林箐泽中的人类和豺狼虎豹、生猛禽类共存，没有衣裳、宫室、城郭，也没有纲常政典。人类之所以能够与禽兽争食物、争居，得以自存，其原因“一在于能合群，一在于能假器”。人类合群所推之长，必先是能够“假器之人”。因此，“凡创一艺，成一器，为古人之所无，而后人所不能不有者，则其人皆尊为圣人，而立为天子”，他们都是伟人、英雄。英雄通过“假器”带领人类在人与自然矛盾中战胜自然，得以生存延续，这些英雄构成中国上古神话英雄传说。

在人类发展历史中，无论对于什么地域、种族以及历史发展阶段，英雄作为“公性情”的组成部分，均推动了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并向文明更高阶段迈进。纵观历史，可以总结出人类竞争求存过程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与禽兽生存竞争，“最朔之时，灌莽未辟，深昧不可测，禽蹄鸟迹，交于中国。于是乎有豪杰之士，析木以为棰，摩石以为刃，以战胜于狰狞骇跳之伦，得以食其肉而衣其皮”。这一时期人类英雄借助器物战胜禽兽。第二阶段，与异族之争，族与族之间“衣冠不同，言语不通，而各行其所志，则必有争。于是乎有英雄起，铸金石以为锋刃，合弦羽胶漆以为弓矢，教之击刺射御，教之坐作进止，使夫异族之民，非臣仆而为吾役，即远徙而不敢与吾争利”。这一时期英雄进一步借助假器打败“低种之氓”。第三阶段，“文明之种”与“文明之种”的竞争，“相持不下，日以心竞，而欲定存亡于上帝之前，则其局愈大，其机愈微，其心愈挚”。三个阶段从天下重赖英雄到天下国家不可一日无英雄，英雄对人类生存、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英雄的内涵在时代变迁中逐步扩大。夏曾佑指出，路德改教、培根叛古、哥白尼明地学、牛顿详力理、达尔文考生物，皆开辟鸿蒙，拿破仑、华盛顿又更进一解，英雄由血气为主转向脑气为主，更加注重假器。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上古英雄假器与《缘起》中的论说如出一辙：包牺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黄帝、尧、舜始为礼乐文章，垂衣而治，仍不外假器也，而器稍进繁矣。可见，夏曾佑的上古史观中，英雄“假器”也就是使用工具的能力是随着历史发展而提高的。而正如前文提到，神话可以成为考察社会进化的史料，因此，上古英雄事迹是神话，也是史料。

《中国历史教科书》在《上古史》开篇探讨“世界之初”时提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他据此认为人类的诞生有着不同的说法，大致分为两派：“古言人类之始者，为宗教家；今言人类之始者，为生物学家。”夏曾佑对两派“庶几有所别择”。随后，他对中外神话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同一性做出了总结：“大凡人类初生，由野番以成部落，养生之事，次第而备，而其造文字，必在生事略备之后。”夏曾佑认为人类上古社会的发展阶段同样适用于中国，且能在中国神话中找到证据。夏氏总结人类上古社会的发展阶段为：“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又由游牧社会，以进入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在此基础上，夏曾佑把进化的思想融入其上古观中，他认为神话是人类社会初期的必然产物，从神话中可以看出上古人类社会的发展。如伏羲氏的神话故事中，“案包牺之羲，正为出渔猎社会，而进游牧社会之期，此为万国各族所必历。……始制嫁娶，则离去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之陋习，而变为家族，亦为进化必历之阶级”。而神农至黄帝五百二十年间，发明两大事：一为医药，一为耕稼，可见此时中国“已出游牧社会矣”。通过夏氏对于上古英雄神话的史料考察，可以看到上古社会进化有其必历之阶段和次序，中国上古历史符合这样的客观规律。

此外，夏曾佑对于禹的传位问题从进化论角度做了独特的解释。在《禹之政教》中，夏氏对“近人谓中国进化始于禹”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禹与古帝的区别极多，大概可以概括为四点：“吾族与土族之争，自黄帝至禹，上下亘千年，至禹兴亡乃定”；“洪水之祸起于尧之前，至禹人事进化，始治之”；“五行至禹而传”；“传子至禹而定”。可以看出，夏氏所总结的禹之政教的四个特点都透露着英雄对历史进化的推动，而夏氏对夏禹的评价则更是展现出了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经学束缚的古史观念。

夏曾佑认为君权授受之制至禹乃确立，且他对《史记·武帝本纪》和《夏本纪》中所记载的禅让制一直存有质疑。在对禹传位之事的评价上，夏氏道：禹传位之定法使得“专制之权渐固”，这是因为“世运进步使然，无所谓德之隆替也”。这与传统经学中对尧、舜、禹三代高尚道德的称颂并不相符。夏曾佑通过强调历史进化并不能以道德作为评判标准，突破了传统经学中“今不如昔”的历史观。

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陷入严重危机，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观念受到挑战甚至是颠覆，知识界探求用世界性的眼光来改造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受清中叶到民初疑古学风的影响，加之新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输入，历史学家致力于厘清古史，重新定义史学、书写中国历史，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民族出路。

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新史学”思潮下的产物，也是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过渡的尝试。夏曾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的序言中强调编写该书的意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则足以供社会之需乎。”这样的古史书写观念是民族危机之下，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体现。夏曾佑在书写上古史时，以神话作为上古史开端的分界，以进化观讲述人是进化而来，并非神创。在上古史分期时，以史实是否存疑作为上古传疑时代与化成时代的分期标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历史从何而起的问题。受“新史学”思潮影响，夏曾佑的上古史书写非常注重社会历史和社会进化，他对上古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进步，均体现了进化史观在教科书中的运用。夏曾佑的进化史观一方面吸收了晚清今文经学的“三世进化”学说，重视从上古史的发展中寻找社会进化的规律，阐发“微言大义”；另一方面又打破了传统的历史退化论的观念，借助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来确立上古社会进化次序。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4年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