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研究，新近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受到学界同行的广泛关注。该书系统考察了近120年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对从“新史学”到“新文化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实践作了认真总结和反思。

　　在此次学术报告中，张昭军教授结合教学和科研经验，阐述了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思考。文化史是史学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但近一段时间却出现了“碎化”和“泛化”现象，甚至有学者一味强调文化史仅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张教授认为，这些做法程度不同地虚化了文化史研究的实体和领域，不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学术研究离不开它的时代。今天，文化史研究拥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肥沃的土壤。文化在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文化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产业在全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超过了十分之一。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需要从文化史中汲取智慧。文化史研究者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思维，自觉加强学科建设，在传承前辈学术的基础上，努力开拓创新。

　　关于如何深化文化史研究，张昭军教授从概念、结构和路径三个层面，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第一，改进对基本概念和核心范畴的认知。概念是理论研究的基石，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社会”和“语言”，是文化史研究需予以重点关注的三个概念。张老师强调，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不能停留于工业革命的时代。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积极吸收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兄弟学科的理论方法，借鉴“文化研究”理论、文化阐释学、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对于“文化”的解释，激活思维，提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文化与社会相互依存、不可分离，文化必须在时（历史）空（社会）中才能确定。文化史研究需重视文化的社会实践层面的考察，吸收社会史的理论方法，以提高实证性。语言不仅是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也是研究方法。所谓“文化转向”，主要是语言转向。语言、文本和话语分析是改善史学研究的有效手段，对于文化史研究尤具意义。

　　第二，根据中国文化传统，优化文化史的学术结构。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以至今天，由其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之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文化史研究是避免“碎片化”的有效手段之一。但这里存在一个如何处理“一”与“多”、整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新文化史学的传入，启发和推进了中国的文化史研究，但我们不能跟风、泛化。中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新文化史是西方的社会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其理论方法需加以辨析，不可陷入“方法论主义”，将中国历史沦为方法论的实验场。文化史研究应首先关注主体性色彩比较鲜明的领域。中国是典籍大国，精英文化史特别是思想文化史和学术文化史资源丰厚，其主干地位不能动摇。社会文化史和新兴的大众（媒介）文化史，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第三，在路径和方法上提高学术自觉。如何解决文化之“虚”与历史研究求“实”的关系，张老师用“体用三分，一实二虚；即器求道，以实征虚”来概括文化史研究的路径。他引用章学诚所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主张将文化史分为“事-文-义”三个层次，即史事、书写史事的史文和史文背后的史义，前者为“实”，后二者为“虚”。相应地，文化史研究需要从史实出发，“即器求道”，具体分为考证确立事实、综合分析事实之间的联系、抽象提炼出价值和意义三步。对于文化史研究者而言，不能“重实轻虚”，不能仅停留于基础性的考证工作；而是要继续前行，“观象索义”，揭示出实事之意义和哲知。换言之，文化史学应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以追求人的真善美为终极目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实征虚”，回过头来，通过具体的史事、实证性的文字，将史义表述出来。这样，就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实现了文化“以人化文、以文化人”的目标，完成了文化史的一个“闭环”。

  在交流环节，大家围绕中国文化史学的传承与开拓、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区别与联系、新文化史的正面性与负面性、文化与文化史的眼光以及文化史与进步史观等问题，与张昭军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对张教授新著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张教授对文化概念和文化史研究边界及其本土性等问题的思考，有利于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视角，“文化史”都值得进一步探究。